1932年是整个大萧条的转折之年，长期以来，面对经济危机，胡佛1直都相信着市场和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但同样没有放弃政府的干预，金融救市、对工农业的恢复和以工代赈都有。

但对经济危机的两大误解和其本人的能力问题严重阻碍了其政策的施行，大幅拔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同时却未能达成相应的效果。

而罗斯福的成功也正建立于此之上，与胡佛是1体两面。

首先，胡佛本身的能力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他无法团结国会，无法取信于民众，甚至不能保证政府上下做到齐心协力。

与之相比，罗斯福能够以绝对的政治手腕整合国会、政府、军队以及民众，法院也支持他。

而英国的国民内阁则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其作用，有英王的背书，各政党寻求着最大公约数，从而稳定了政治，也稳定了国家，纵然在其中问题不断，失业情况相对来说不比美国好多少，但却没有1次又1次的萧条风潮出现。

左念微上台也是同样的问题，以左念微为首的党政1体政党掌握着农村与城市的基层组织，保证政府的政策能够下到农村、下到工厂，这与以孙黄为代表的国会政党完全不同，他们没这个能力。

这也是左念微敢于迎接这场风潮的底气，因为人民的信任，这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左念微指挥了甲午战争和中俄战争的胜利，组织了两次土地改革，建立了1体政党，这种威望是别人比不了的。

1次元旦演讲，揭开了资本的脓疮，也安定了百姓的心，而随之而来的小半年的危机风潮不过是资本市场的波动，但这本就是“坏账”，大萧条只是让坏账提前集中炸了而已，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基层大体稳定的大背景下，政府保持着良好的行政能力，国会依然能够按时按质的通过法案，支持左念微的行动，军队更是在左念微手中，几十年来没有丝毫的动弹。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没有饱和，生产没有过剩，大萧条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依然只是金融业的恐慌，还没有向其他方面发展。

毕竟，大萧条与打倒3座大山，实现工业化，孰难孰易？

凡是要扶持傀儡应对的专权者，都是常凯申之流，不过是无担当，无能力，无信仰的3无产品！

次之，是对大萧条的政策的认知，胡佛从头至尾都坚信“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提出的，也是他在战后萧条中观察所得，并非是完全的空想。

其施政的原则是建立在各经济部门合作的基础上的自治，因而胡佛的1切政策也都是为了恢复这种自治状态，让市场和经济回到正轨。

但胡佛本身的能力限制了他的政策实施，1932年是其政策走向巅峰与真正失败的1年：

1932年，胡佛继续扩大了公共工程的数量，提高了以工代赈的力度，但却未能拯救就业，失业人数依然高涨；

1932年1月，胡佛在1931年的金融复兴措施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复兴公司，签署了恢复法案和格拉斯法案，为银行提供贷款和保障，但最终却在第4次银行危机中彻底失败。

1932年6月和7月，胡佛批准了8500万蒲氏耳的小麦用于赈济，而此前3年中，他已经建立了联邦农业局和谷物稳定公司，但除了吞噬本就不足的预算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虽然看起来道路相同，但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错误让胡佛的政策在实施中常常出现左右互搏的场景，而且胡佛的政策本身也很粗糙，没有罗斯福那样稳定和细致。

相比之下，左念微的政策就要细致的多，长期以来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国营企业的经营研究让政府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比较成熟。

而左念微对经济危机的洞见和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也让政府的引导不会走上偏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制定的政策与中国的危机表现有着良好的适性，拂去金融恐慌的浮尘，可以看到重回快车道的国家。

最后是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的认知，胡佛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大萧条的根源在美国，而在国外。

这种错误的认知严重干扰了胡佛对大萧条的预判和应对，而其他国家显然没有这种想法，但其他国家又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经济危机就只能这么1直持续下去。

由于本位面咆哮的2十年代中，受中国经济腾飞的影响，美国的投资和生产能力也得到了1定提升，1929年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136亿美元。

然而，攀得越高，摔得自然也就越疼，1930年随着胡佛总统1声令下，全世界都开始高筑关税壁垒，又因为伦敦经济峰会引起了第3次银行危机，这1场本应在罗斯福时期召开的经济峰会在胡佛时代降临，让本就糟糕的美国金融界雪上加霜，工农业随之而动。

大萧条的风将美国的繁荣吹走，而中国则在后面默默的越过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