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湾训练基地这里离市区很远，偏僻到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当曾政再一次见到拉德时，一眼就发现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右腿有一点瘸。

“拉德先生！”

曾政快走了两步，伸出了双手。

“你好啊，曾！”

拉德也主动上前，和曾政抱在一起。

曾政和国家队某些人相互看不上眼，但并不包括这名花甲老人。

不管如何，人家抛弃了国际上的显赫事业来到这里扶贫这么多年，也值得尊敬了。

在问及对方为何跛脚时，拉德摆了摆手。

“前些天有些腰间盘突出，现在没什么事了。”

拉德嘴上这样说，曾政却一眼看出来，对方突出的腰椎明显已经压迫到大腿神经。

再这样下去，恐怕整条腿都得废了。

自己虽然有药可以帮其加速痊愈，但腰间盘突出这种病除了手术以外，唯一治疗方式只能靠养。

看这春节后就马不停蹄来找自己的南国老人，恐怕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一天都是奢侈！

“如果他不是国家队教练就好了！”

这是曾政第一次心生这样的想法。

并且无关中国足球强弱和竹鞋的尔虞我诈。

拗不过拉德的要求，曾政只得放缓速度，跟在拉德身边，向训练场走去。

一路上，曾政和拉德聊了起来。

“七年前，我也来过成都。”

“噢？也是毛家湾？”曾政好奇道。

“不是，是离这里70公里外的彭县。”拉德回忆道，“当时我带的是国奥队。”

“澎县整日不见阳光，阴冷潮湿，洗完的衣服晾上几天也不干。屋里也没有暖气，与室外一样的冷。”

听拉德回忆着这段经常在老一辈口中听到的支边下乡往事，曾政恍忽间觉得对方并不是一名南国人，而是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拉德又挨个回忆了当年他曾带过的队员，例如杨辰、曲胜卿、谢辉等人。

直到现在，他依旧关注这批队员们的足球生涯。

“当时中方教练组都反对把曲胜卿招进来，他们认为他没脑子，只有一个好身体。”

“但我觉得，小曲将是个符合欧洲标准的好球员。”

曾政点点头。

曲胜卿上赛季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否则也不会出现在现在的国家队阵容中。

曾政甚至觉得，曲胜卿不比张玉狞差。

顺着上届国奥聊下去，拉德又回忆起他最让他伤心的一幕。

1996年在马来西亚，中国同南朝鲜国奥队决战。

“赛前我就觉得队员们心态有些失衡，我想和队员们说什么，但没有人听。”

曾政对此也深有体会。

“恐韩症”这BUFF着实不是一般人能对抗的。

“结果上半场比赛失利，中场休息时，戚教练突然让我对对队员们说点什么，并让谢辉当翻译。”

“看着一身汗水，满脸疲惫的谢辉，又想到我们俩都不怎么熟络的英语，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思前想后，我只说了一句‘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有什么值得你们害怕的？’”

“再然后，我就只能睁睁地看着自己倾注了三年心血的队伍被南朝鲜击败。”

“我的心就这样被一片片地撕碎了。“

说到这，拉德停下来，一本正经地看向曾政。

“曾，你能在赛场上正面击败南朝鲜。”

“真是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曾政第一次愕然。

他没想到，这名南国老人竟然也像国人一样对战胜南朝鲜有如此执念。

听到这，曾政问起了拉德的过往。

这名年过六十的花甲老人，也渐渐地陷入了回忆。

1943年，南斯拉夫的冬天异常的寒冷。

当时，雪下得很大，山峦、树林、村庄一片银装素裹。

但隆隆的枪炮声，却让村民没有心思欣赏窗外的美景。

法XS正在向山上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进攻，这座村庄是必经之路。

面对敌人的进攻，全村的人都在仓促逃跑。

人群中，一名母亲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落在最后。

枪炮子弹呼啸着从两人头顶上飞过。

“妈妈，我实在跑不动了！”

男孩哀求道，“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妈妈攥紧孩子的手，一脸坚决，“儿子，我们必须向前跑。如果不跑下去，我们会死在这里的！”

这个小男孩儿，就是拉德！

从此以后，那一幕就深深印在拉德的脑海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战后南斯拉夫百废待兴，人们还在为温饱犯愁。

年少的拉德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参加足球训练！

虽然又苦又累，但最起码可以衣食无忧。

18岁那年，拉德首次入选南斯拉夫国家队，并且考入贝尔格来德大学经济系。

拥有这样的成就，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训练、学业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曾一度打算放弃足球，但一想到年迈的母亲及上大学的姐姐还需要他来供养，他脚下的足球就又滚动起来。

“曾，你也是足球人，你应该知道的，足球让人欢乐的时间太短了！只有破门的几秒后或是胜利后那几分钟。其他时间，我都生活在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压力之下。”

“我或许谈不上热爱足球事业，但作为职业，我非常敬重它！”

“当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时，我从不抽烟喝酒。”

“每次训练课我都比别人早来十多分钟，晚走二十多分钟。”

“就是多出来这半个小时，使我成为了南斯拉夫最出色的中锋，几乎每场比赛都能进球！”

一名记者问拉德，成为一名好中锋的秘诀是什么？

回想起妈妈的忠告，拉德回答道：“一直向前！逮到球就往对方球门里射就对了！”

从18岁踢到36岁，18年的足球生涯让拉德的身体满是伤病与疲惫。

当他再也没办法直视那个黑白相间圆滚滚的东西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足球场。

怀揣着经济学证书，拉德来到了瑞士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

可当他真正的告别足球时，却发现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拉德越来越讨厌西装革履的束缚，越来越讨厌从办公桌到酒桌的单调乏味以及追逐利润的尔虞我诈。

经过数个夜晚的们心自问，拉德最终决定去读足球教练专业。

一连在南斯拉夫及德国拿到了两个教练证书后，他又重返绿茵场，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冲刺。

从一开始，拉德就显出与大多数足球教练的不同。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教练，和那些野蛮型教练不同！”他这样评价自己。

大多数足球教练都是站在中央指挥着球员，他们不是朝队员大声吼叫“快跑！”就是“干倒他们！“

而拉德在训练时，球场总是静悄悄的。

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坚持与队员一同跑、跳。

拉德解释说：“我这样做，只是想和队员们同呼吸，一同流汗。”

“这样我就可以把握住他们的真正感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会感到厌烦。“

“UBI BERIA（拉丁语：哪里好，哪里就是故乡）”是拉德的座右铭。

他要做最光荣、也最艰辛的国际教练。

到异乡与陌生人共事，要比在南斯拉夫困难一千倍、一万倍！

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对人谦恭有礼的君子风度，可以帮助他度过任何难关。

1980年，拉德来到喀麦隆担任国家队教练，一干就是六年。

文明世界的米拉大叔，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随后，成功接踵而来。

1982年，喀麦隆队首次进入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