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签任何文件，当时双方是口头约定的。”原告代理人道。

“有录音或者其他证据吗？证明双方之间的约定。”女法官提示道。

“没有！”原告代理人道。

“原告，你说是二零一三年五月入职，同年五月底辞职的，在这期间你上班有没有打卡或者签到？原告张来旺，请你回答。”女法官盯着一直坐在原告席上，身材干瘦的三十来岁男子，问道。

“我不用去合作社上班，我只要能销售出去大桃就行。也不用签到、打卡什么的。”张来旺道。

“平时合作社给你分配工作吗？”女法官问道。

“平时就是合作社需要摘大桃和除草之类的，会用大喇叭广播，我们就过去。其他时间我们爱干啥就干啥。”张来旺道。

“你们是指全体合作社社员吗？”女法官问道。

“是。”张来旺道。

“原被告，你们有没有调解的意愿？”女法官问道。

“原告愿意调解。”原告代理人道。

“被告也同意调解。”王川道。

“好，现在开始调解。原告，说说你们的条件！”女法官道。

“我们要求支付工资和补缴社保，另外支付差旅费。”原告代理人道。

“被告不同意。原告要是这么提条件，我们就不调了。”王川斩钉截铁道。

“原告，现在是调解，你们再商量下。我提示下你们，你们提出的所有主张都要有证据支撑，光凭嘴说可不行。

另外，我释明下，补缴社保不属于法院管理范围。你们再想想吧！”女法官道。

“被告你们什么意见？你们也商量下！”女官看向王川道。

王川与合作社的曹助理和周理事长嘀咕了几句后，说道：“被告虽然与原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出去一趟也没有签回来一单业务，但是鉴于原告积极为合作社产品寻找销路，合作社愿意给予其六百二十元的奖励。

并且如果以后社员能为合作社销售产品提供帮助的，合作社都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现场开庭，就是为了给广大群众普法，为了促进和谐，女法官认为合作社这么说有利于双方调解，也可以改善本案中合作社及社员之间的不和谐，所以没有打断王川的发言。

“原告，你怎么想？”女法官问道。

法律服务工作者虽然专业能力不如律师，但是毕竟也是个法律人，明白法官的意思，对眼下庭审的情况也看的清楚。她知道如果不调解，原告的主张很可能被驳回，到时候自己不好交差。所以刚才她一个劲儿的在劝说原告。

此时原告张来旺心里忽忽悠悠的，本来他就不太懂，都是代理人忽悠他确认劳动关系后能拿到钱，他才申请劳动仲裁和向法院起诉的，结果到现在成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