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要求科研人员要懂生产，生产要与科研结合。设计师不光要在实验室里画图，还得拥有充足的现场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总师的视角局限于自己过往子系统那一亩三分地，设计出来的飞机就会出现偏颇。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总师需要拥有能够驾驭这些子系统的能力——苏联专家给出的意见相当苏联，总师必须拥有极高数学造诣！

用数学将科研和工程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用关系式和方程将各个子系统组合成一个航空工程，将一切都建立在数学之上，数学万岁！

军迷们总是心心念念的喊着什么“毛子系统集成天下无敌！”，世界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天下无敌呢？费多索夫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苏联航空工业强大的秘密，教给了中国人。

但要建成这样一个体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吕秘书说到这里，也是不住的长吁短叹。

“按照苏联的模式，不仅是研究所要在院校开设教研室，在大四就让学生接触航空系统知识。到了研究所，所里还要抽调科研主力专家对他们进行至少三年的培训。这段时间里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飞机生产的各个工序岗位流转，还要从院校请来其他专业的教授，进行多学科的跟踪培训——相当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同时再读出两三个子系统相关学位，顺便还要拿下几个工种级别考试……”

吕秘书能做到二号大秘的位置，少不了也是一个顶级学霸。即使如此，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也不由自主的一阵抽搐。

摆在苏联和中国的国有科研系统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难题。

一个能考入航空院校，并且进入航空研究所工作，三年读一个研究生加两三个相关学位，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外面的人才市场上，要拿什么水平的薪资？

然而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才进了研究所，也只能拿和他级别相符的同级别工资而已。即使算上科研奖金，距离他们的市场价值，相差的也非常悬殊。

苏联和中国的军工科研工作者，更多是凭借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来支持自己工作的。

如果整个社会体系是封闭的，像苏联还在的时候，左右都是给国家打工，拿多少工资也只能是认了。然而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军工科研人员时时刻刻面临社会上丰富多彩生活的诱惑，难道还能强求人家必须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吗？

听完吕秘书唉声叹气的叙述，胡文海面前桌子上的一盘羊肉芹菜陷饺子早就已经见了光盘。

“就不是我说你们……”

他放下筷子，扁了扁嘴哼道：“国企改革，企业老总的薪资就能跟市场接轨，几百万、以后说不定上亿的年薪都能开出去。换了科研人员就又是一个嘴脸，哎呀等级工资是体制问题没办法……”

“上坟烧报纸，你们这是糊弄鬼呢？”

吕秘书不由两手一摊，无奈的说道：“嗨，不然怎么办呢？企业老总只有一个，科研人员几十、几百，这个蛋糕不好分啊。”

“有什么不好分的？全员持股，按照贡献增减股份。研究所开个公司科研成果军转民，军工项目不好分钱，不代表民用项目也分不到钱。在民用市场上赚到的钱，怎么开奖金那不就是研究所内部的事情了吗？”

别的胡文海不好说，但是怎么给科研人员发钱，这他还不是轻车熟路吗？

后世也算半个同行的电科38所多会做人啊，中兴被封杀了芯片来源，转头就发布魂芯2号DSP芯片。若非是之前美国芯片垄断了市场，38所恐怕早就往民用市场里钻了。

各种军转民的技术或许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但是它们无疑在深刻的影响着社会的运转。远的有北斗导航，超算处理器和分立元器件，碳纤维在中国的第一个用户就是军队，更不用说长虹不仅彩电造的好，还给铁道部造过测速雷达用于列车调度。

至于说全员持股，这也是任总玩剩下的。

吕秘书被胡文海不假思索就扔出来这个方案砸的一愣，木木的点了点头：“胡总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回去和首长汇报一下，研究一下看看究竟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