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子直说，东都诸公确实如此评议。

令狐子初说，某在青春盛年，得了风湿，行走困难，便绝了科举之路。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即位，有赦有赏。圣人下诏，中书、门下及节度等使，各赐一子官有差。家父时任中书侍郎，就是右相，圣人恩典，某便得了官，到国子监，做了博士，教授学生。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确实是这样的，某因着腿疾，得家父怜惜，先占了父荫，却让子直蹉跎至今。

令狐子直说，兄长切莫这样说，自古长幼有序，兄长又博学多才，先行以荫入仕，是理所当然的。

令狐子初说，子直度量至大。——疾病是一种省察，自己病了，便能省察到百姓的病痛，也能省察到大唐的病痛。今日的大唐，如吾一般，也得了风湿，宦官干政，政出多门，就像是风寒湿三气杂至，以至于五脏六腑不合，脏腑不合，便生外痹。藩镇违命，就是心痹，血脉不通；战乱频仍，便是脾痹，四肢怠惰；流民四起，便是肠痹，时有乍泄。

令狐子直说，愚弟这些年随父亲南迁北徙，探察过四方民情，愚弟也以为，大唐是病了。愚弟不才，也想开个方子。大唐的病，需要两味药，一味叫圣断，一味叫任贤。圣人裁决果断，是非分明，政令严肃，就不会受制于内；贤人得以任用，圣人无虞，朝堂无党，藩镇无心，州县无事，则坐享天下之福。

李义山说，子初兄以己病喻天下之病，确实是非常之见。子直兄的圣断一说，上追韩公退之的《平淮西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子直兄的任贤一说，则合乎太宗在《金镜》中的训示，“至治未尝任不肖，至乱未尝任贤。任贤，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祸。”这两味药，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良策。

令狐子直与令狐子初相视而笑。令狐子初说，子直曾在信中赞美义山博闻辩智，海内无双，吾半信也，今日交谈，吾全信之。李义山也笑了。

令狐子初又说道，如果大唐有圣断任贤的一日，愚兄不才，宁愿择一个偏远下州，做一个刺史，为百姓做几件实事。

李义山说，那愚弟就和子初兄一起到那偏远下州，给子初兄做个长史，代拟日常公私文书。

令狐子直说，很好，留某一人在这偌大的长安吧。

就这样，李义山与令狐兄弟把酒欢言。他们谈论人生的奇遇、诗歌的流传、一人之疾和天下之患，他们追慕太宗，思接韩公，想找到一个治世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