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7天，场场爆满，彩色动画和有声电影的双重冲击重塑了人们的认知，无论是大小报纸，还是各种广播，甚至远至国外，电影的热度1度压倒了大萧条的各项报道。

而已经实行数月的应对措施的正面反馈，借着这股东风，在春节期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似乎在宣示着新1年的美好未来。

但对于坐镇京城的左念微来说，却也并非事事安好，看个电影的半天便是他这两年间为数不多休息时间，而且，哪怕在这半天里也还要做演讲。

“政府债务问题……”

“金融恢复问题……”

“5年工业计划……”

“5年海军调整计划……”

从大萧条开始，总统的秘书室就已经扩充了3分之2，更深沉次的干预带来了诸多问题，政府开支无疑是其中之1。

“削萝卜”行动从去年开展到今年，总结出了1套办法，包括提高行政效率，推动预算公告制度的形成，实现政府经费自行管理监督和国会监督的双重保障。

廉政机构和国会从不同方面对政府进行监督和问责，强调支出与绩效对应，并加强了对长期政府投入审查的力度。

同时，左念微也在政府和国会内推动“节俭运动”，严厉打击铺张浪费行为。

当然，1些支出的增加也没有办法避免，只能不断优化，比如公共工程署的职员，1930年比1929年提高了近60%，其所辖的公司也暴涨了数倍。

还有各地方的治安力量增加，其中尤以上海府、香江府和长崎府这3个直隶府为最。

在经济危机之前，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作为经济之都的同时也是秩序之都，治安情况在1927—1928年间达到了顶峰，沪人常自夸上海“大而不乱，富而不扰”、“文明开放，美丽自由”，大街之上无乞丐无秽物，城市整洁视各国而无有。

但随着大萧条的开始，上海的治安就急剧恶化，除了犯罪事件，各种游行也是此起彼伏，以1930年7月的反企业改革大游行为最，仅上海1地便有2十万人规模集会游行，调集警力疏导镇压甚至求到了南京，还用上了具装骑警。

之后，到了1930年9月底，上海的警力较1929年6月时已经翻了两倍有余，并且还在不断往上报，称缺乏警力。

长崎府和香江府是自由区，受经济危机冲击最大，两地失业人数都在20万以上，治安情况自然就恶化的更严重。

香江府又受英国人影响比较大，反外资审查游行和反企业改革游行闹得比上海还要凶、还要早，甚至出现了45十万人规模的大集会，再加上1些其他顾虑，处理起来的压力自然也就大了。

而长崎府则不1样，尽管这里也是法理上的“本土”，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件事，当地警察部队也留下了较多的1战前的旧时代风气，习惯了比较激进的处理方法，因而出现较大规模的游行，且察觉到背后有英美推动，总务厅警告无效之后直接调动了军警暴力镇压，引起了不小的国际舆论骚动。

面对这些问题，针对警务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同时还有针对长崎府的大整顿，消除其中的殖民地政府残余。

这1切都只是1年多来的大调整的1个缩影，在热闹之下，诸多的问题也在被不断的解决，固然，这个从封建政府中脱胎而出的共和政府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左念微也常常暗生“大道孤寥”之慨叹，但至少，左念微仍未辜负了当初的选择——保下限。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相比于仍坚信着经济危机不是危机的胡佛，中枢这些“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们真正的化解了这场危机，余下的风波不再能够对中国造成威胁。

保下限的选择固然拖慢了发展的速度，但中国的上限本就很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不求真正的天下大同的前提下，对中国本身的影响，或许要数百年后方能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