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自己有头脑，我看生意做的有声有色的！”

杜若林摇着头说道：“就是侥幸赶上了个好时候，倒买倒卖，能有什么前途？他要是有朝阳三分的能耐，我也放心了。”

在中国社会当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商贾自古以来都是上不得台面的。

林朝阳这种搞文学的就不一样了，说出去谁都高看一眼。

听着堂哥对自家女婿的褒奖，陶母脸上流露出几分隐晦的得意之色。

在杜若林他们这一桌的旁边，坐的是刘昕武、李拓等几个熟人，他们正在聊的话题也跟林朝阳有关。

“钱都让这小子赚去了！难怪今天在丰泽园摆满月酒都不要礼金。”李拓艳羡的嘟囔着。

茅盾文学奖已经落下帷幕一个多月了，但所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

其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奖项公布后几部获奖作品的销量陡然增加，成为了国内文学爱好者趋之若鹜的流行读物。

林朝阳的《棋圣》在今年六月出版后销量不俗，经历了几个月的热销后销量已经逐渐回落，在12月之前，单月销量已经不足15万册。

可赶上这一次茅盾文学奖的加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棋圣》竟然又硬生生的卖出了30万册的销量来，总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76万册。

如果现在这个年代有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的话，那《棋圣》不敢说是第一，但三甲肯定有一席之地。

按照林朝阳跟燕京出版社签的出版合同，这部目前仅是印数稿酬就给林朝阳带来了超过一万六千块钱的收入。

几人聊着关于《棋圣》的销量和稿费，啧啧惊叹。

刘昕武慨叹道：“何止是《棋圣》啊，《梵高之死》这个月卖的更好！”

他这话一出，众人神色之间全都了然。

今年是茅盾文学奖第一次举办，评审过程和获奖结果受到了国内文学界上上下下的关注。

早先在获奖名单未公布之际，备选作品有八部的小道消息便已经传开。

等获奖名单公布之后，人们又在猜想，落选的那部作品会是哪本？

许多人纵览本届报送作品名单，《梵高之死》的落选让大家倍感意外。

连刘昕武都忍不住在座谈会上发问落选的作品究竟是不是《梵高之死》，更何况是那些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

对于外界的猜测，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但他们那种遮遮掩掩的回应反而加深了大家的猜测。

当人们得不到公开的、权威的信息时，小道消息自然而然就成了大家笃信的权威途径。

不管《梵高之死》是不是真正的那部落选作品，在人们选择了相信小道消息之后，它都是了。

而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梵高之死》就是那部落选作品，并且为他感到万份惋惜，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部的水准受到了众多的认可。

尤其是在大家看来，本届茅盾文学奖中有那么两三部作品的获奖是有待商榷的，这种惋惜遗憾之情就更为突出。

许许多多的文学爱好者将《梵高之死》看成了是本届茅盾文学奖以政治导向评选的受害者，其中不少激愤者还致信评委会表示不满。

在茅盾文学奖广受民众关注之际，这样的小道消息不断传播，让数以万计的读者都对《梵高之死》产生了兴趣，纷纷到书店购买。

就在前几天，新一期《读书》杂志出刊，上面发表了一篇标题为《首届茅盾文学奖遗珠之憾》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众多文化界人士和读者的注意。

《读书》是文化评论杂志，创刊时间是1979年4月，与《花城》同月诞生。

说起来这份杂志的出身是有些复杂的，创刊之时《读书》的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

主管领导是人文社的副社长范用，主编陈原属于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来自研究室。

在79年4月的创刊号，《读书》大胆的喊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宣言，让彼时仍处于解冻前夕的文化界为之侧目，迅速赢得了文化界的推崇和读者们的喜爱。

此后几年之间，《读书》的销量屡创新高，单期销量早已过了十万份。

要知道《读书》的格调可比一般的文学杂志高了不少，自然受众也就没那么多，能创下单期过十万份的销量，足以说明其在文化界受欢迎的程度。

《首届茅盾文学奖遗珠之憾》这篇文章盘点了五部落选最后获奖名单的作品，都是比较受欢迎的长篇作品。

文章中肯的分析了这五部各自的优缺点，又大胆猜测了落选的原因，说的有鼻子有眼，一下子就抓住了众多读者的眼球。

《梵高之死》作为本届评奖的最大遗憾，自然也被列入了这遗珠之憾中，笔者在谈到它落选时，直言《梵高之死》就是吃了意识形态的亏。

要知道《读书》的读者当中文化界人士占据了相当大的群体，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前，关于《梵高之死》落选的种种论调还只是在私下里传播。

现在有了这篇文章的启发，不少《梵高之死》的拥趸都忍不住为这部叫几声屈。

在这些拥趸们的推波助澜下，这部不仅成了本届茅盾文学奖最大的遗珠之憾，更成了政治参与文学最深切的受害者。

短短几天之内，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开始为《梵高之死》摇旗呐喊。

一时之间，舆论热潮甚嚣尘上。

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束一个多月之后，《梵高之死》这部落选作品所掀起的声势竟然比那些获奖作品还要浩大。

着实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