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某部驻守边疆的九连官兵展开的。

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在战事发生前夕，他终于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说白了就是镀金。

此时，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然而，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

梁三喜因对连队工作放心不下，一再推迟归期。对此，排长靳开来忿忿不平，他替连长买好车票，并催促他启程。

然而就在此时，九连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因此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而赵蒙生却接到了回城的调令。此消息一出，全连战士哗然。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不动摇军心，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

在此期间，赵蒙生母亲吴爽不顾军情紧急要求赵蒙生调离前线，此举遭到了首长的强烈谴责。

九连在担任穿插任务过程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战斗临近结束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英勇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

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账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

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时困难向战友借的债。

这一高尚的举动震撼了所有人，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眼含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完成了从一个公子哥向战士的蜕变。

《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抛弃了以往军事题材小说一味高大全的主人公，刻画了一系列個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连长梁三喜为人正直、宽容、谦和，深受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身上融合了农民的质朴、军人的刚毅和领导者的智慧与胸怀。

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当于牺牲，他的牺牲不仅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也深化了小说中对军人保家卫国和牺牲精神的歌颂。

排长靳开来率直坦诚、不畏权势、嫉恶如仇，最后同样英勇牺牲。性格略显偏激，但恰好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瑕的英雄模式，展示了真实而立体的军人形象。

副指导员赵蒙生是一名高干子弟，享受着父辈带来的优越条件和地位，他最初的形象玩世不恭、作风懒散、依赖家庭，无法共情基层官兵，读者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对于部队的热爱和军人的责任感。

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生死考验之后，赵蒙生完成了从心灵逃兵到真正的战士的转变。

赵蒙生的成长和蜕变是《高山下的花环》的核心，他扮演了从矛盾冲突到觉醒升华的关键角色，他的蜕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社会中一部分青年人在历史巨变中的精神成长与价值重塑。

也正是因为赵蒙生这样一个形象，才让《高山下的花环》完全区别于以往绝大多数战争军事题材小说，迅速在读者群体当中引发巨大的讨论和影响。

短短半个月时间，随着第八期《人民文学》的疯狂热卖，《高山下的花环》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也成为了这些读者工作、学习闲暇之余的必看读物，关于小说当中的情节和人物也成为大家日常交流讨论的重要内容。

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

一个个鲜明、生动、饱满的军人形象不仅收获了读者们的喜爱，更成为了许多青年人的偶像。

一部《高山下的花环》，在1979年9月的中国文坛刮出了一股撼动人心的飓风。

读者们对小说发自内心的喜爱化成一句句毫无保留的赞美，数不清的读者来信如漫天飞雪一般冲进《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

读者来信数量之多、溢美之盛，甚于《人民文学》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刊载。

这些读者来信以包裹的形式被置于《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北组的办公室地上，编辑们甚至来不及拆。

审了一天的稿子，临到下班时，崔道义看着这些读者来信发愁。

“王扶，下班你骑车跟我走一趟吧。”

“干嘛去？”

“把这些信给林朝阳送去，编辑部可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太多了。这段时间一天一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崔道义感叹着。

王扶笑道：“谁让《高山下的花环》太火呢？真是太夸张了，我感觉当年《青春之歌》出版的时候，大概也就这样了。”

“《青春之歌》也没让部队采购啊！当初我审稿的时候想到了这部小说会火，可我没想到，会这么火！”

崔道义说话的时候，神色复杂。

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刊载《高山下的花环》的第八期《人民文学》已经加印了第三次了，印量达到了惊人的120万份，创下了《人民文学》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据新华书店发行所同志的反馈，这一期杂志的销量从爆发之后就一路走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他们大胆预测，哪怕是120万份，也依旧不是这一期《人民文学》的终点。

想到这里，崔道义不敢相信的摇了摇头。

《人民文学》这回可真是捡到宝了！

下了班，崔道义和王扶骑着自行车，车筐和后座绑的都是一包包的读者来信，找到了燕大图书馆。

这会儿林朝阳已经下班了，两人又打听到了朗润湖公寓。

“老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林朝阳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

崔道义第一次来，有些叫不准地址，拦住了楼下遛弯儿的老头儿。

“是啊，你们找他有事啊？”吴祖缃问道。

崔道义笑着解释道：“我们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过来给他送读者来信的。”

吴祖缃的眼神朝两人推着的自行车上瞄了一眼，读者来信？好家伙，这得多少信？

陶敬法找了个好女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