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梁佩秋和徐稚柳

作为万庆十四年那一场大型“打派头”行动的首犯，梁佩秋能够活下来，在历史上可谓一个传奇，世人皆知所谓“打派头”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派个人头”，一命换一命，自古皆是如此，说到底还是因为梁佩秋制瓷技艺过硬，活着比死更有价值，上面故意放水，她才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要完成百件汉家文化瓷并不是一件易事。

皇帝对她的考验也并不在于百件的数量，而是景德镇天下第一窑口这个称号所能带给中原乃至海外的影响力。

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面配合，每个因素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虽然很难，但梁佩秋并无二选。

也只有先一步达成这个目标，她才有可能再见徐稚柳。如果、如果三年之期的最终结果不如人愿的话，那么她和他剩下的时间，只有这最后的三年，所以梁佩秋初一恢复身体，就将自己彻底抛入了百件瓷中。

要知道以万庆皇帝对陶瓷的痴爱，如今整个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已臻化境，几乎就是全方位的最巅峰，想要于汉家文化再有极致的发扬光大，实在困难。

首先看烧成工艺。烧成工艺的试金石就是高温红釉。

大宗开朝以来，高温红釉的烧制日趋成熟，以湖田窑和安庆窑的包青程度来看，这份技艺几乎已经没有再行拓展的空间，毕竟他们不但创烧出了令世人赞叹的钧窑红，还挑战了豇豆红和祭红。

红釉易流动这一问题已不是问题，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谓难于登天。

客观来看，在烧成工艺上，任何的努力都不过是在重复已经达到的境界。梁佩秋所能做的，就是让钧窑红更加稳定地保持在这个历史高度。

再看装饰工艺。

数百年的发展，青已经探索了数之不尽的风格，万庆青地位无可撼动，任何的创新，都不过是在青瓷的大海中再注入几条细流，难以博君王一笑。

颜色釉业已出神入化。高温红釉、蓝釉炉火纯青，低温的脂胭水、苹果绿等色调异彩纷呈。梁佩秋尝试做各色菊瓣盘，使得颜色釉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现。如此也不过是百件之一，远远不足达成目标。

再看釉上彩绘的装饰工艺，由于皇瓷的面世，珐琅彩、粉彩正如日中天，然而珐琅彩、粉彩工艺本身并不复杂，局部的技术难点一旦攻克，剩下的不过是画工水平的高低，端看如何将传统书画和瓷艺结合到极致，显然皇瓷已然代表了一个典型，想要逾越皇瓷，几乎没有可能。

如果说，在装饰工艺上还有什么余地可供发挥的，只剩雕刻工艺。

虽然自元代以来，雕刻已成为配角，原因无他，只因青与彩绘的相继登场，于视觉效果上更抢眼罢了。事实上从历史和工艺本身来看，雕刻足以与上述任何一种装饰手法鼎足而立。

于是梁佩秋开始在雕刻上下功夫。

她了许多心思和时间，做过无数次尝试，终于在万庆十六年得到一个转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传教士，扬言要将东方古国神秘瓷器的制作方法记录下来，传给伟大的欧洲国家。

这个传教士叫殷弘绪。

许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殷弘绪利用通邮“飞马传驿”，将一封详细披露制瓷秘籍和介绍高岭土性能的邮件，并夹带原料标本发给了法国耶稣教会。后来这封信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公开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贵重书简集》上。这期简集发行到有关国家以后，一时震惊了整个欧洲，使西洋人第一次读到了景德镇制瓷技法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这是后话了，此时的殷弘绪对陶瓷一无所知，充满了求知和向往。

据他所说，最早时期荷兰已经出现过山寨版“青瓷”。当地匠人采用从阿拉伯传来的锡釉陶技术，制造出的产品有着像景德镇青瓷一样光滑亮丽的表面，却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骨质坚硬的程度。

那些质地疏松的碗盘边沿很容易在使用时被一点点地碰损，像是被咬过一样出现犬牙交错的破缺，故而曾被欧洲市场戏称为“鼠咬瓷”。

梁佩秋告诉殷弘绪，原料中必须掺入“高岭土”，只用“肌肉”而无“骨骼”造不出结实的瓷器“身体”。

后来以殷弘绪寄去的景德镇“高岭土”作为标本，在法国土地上广为寻找，才在摩日城附近发现了“高岭土”矿藏，并成功烧造出真正的硬质瓷器，轰动整个欧洲社会。随后，英国、瑞典、荷兰等国家，都在模仿中国技法方面获得成功，由此翻开了欧洲瓷器历史的崭新篇章。

殷弘绪是个极为虔诚细致的传教士，他在景德镇的考察研究，仰赖于朝廷的支持，梁佩秋当然倾囊相告，以传扬汉家之本。

她向殷弘绪展示了凝聚景德镇陶瓷技艺精华的所有成果，并拿出了足以让“见过最多世面”的万庆皇帝都感到新奇震惊的一件新瓷。

那是一件浅黄地洋彩锦上添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

瓶身通体淡黄的色调中绘制了一些吉祥纹样，这些吉祥纹样很容易成为视觉的焦点，当然这是乍一看的效果，事实上工艺的重点并不在于纹样，而在于淡黄背景中那些细密而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的纹。

远远看去，你完全留意不到瓶身上还有纹，只有在靠近细察时，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惊叹。那些纹，对应锦上添的“锦上”，足见这个新的工艺多么精细而繁复。

这就是扒。

殷弘绪惊呆了，他难以想象一件瓶可以集中大成这样多世间顶级的工艺！那该是怎样的工匠，怎样的程序，怎样的作品！

梁佩秋向他演示了扒的过程，所谓扒，就是在釉彩上做精细的刻画。

一个“扒”字，足见功底。

做一件扒工艺的陶瓷，需要扒匠人凝神静气，手中稳稳拿捏着扒针，眼睛紧紧盯着器物的细部，一针一针，全神贯注。扒可以是作满装饰，把器物表面全部铺满，也可以是局部的装点。对扒匠人而言，这是一种重复、枯燥、细致的苦活，既费眼，又必须精神专注，心手相应，一丝不乱。

一个细小的失误，就有可能破坏整件器物。哪一针稍重，就有可能在烧制后造成局部的小片釉彩剥落。而这一小片的剥落，就意味着整件作品的失败。

梁佩秋砸碎了几乎填满半座龙窑的废瓷，才做成一件葫芦瓶，而这件葫芦瓶，也为百件汉家瓷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之后的尝试，即在现有工艺上作繁复的累加和历史人文的创新，再藉由殷弘绪的传教，将这份古老的手艺传向四海八方。

至万庆十七年，殷弘绪离开后，梁佩秋终于重获人身自由。

那时候的景德镇已经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里长街，达约两三百米，鳞次栉比的店铺足有一千多家，瓷器张列，无器不有。悉零收、贩户、整治、摆售，均有精粗上中下之分。民窑更是多如牛毛，似雨后春笋，挨挨挤挤，生机勃勃。

入目所及，尽皆“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的盛况。

那一夜，当梁佩秋走在高高低低的龙窑脊背上，审视着眼前的万家灯火时，她的内心深处油然发出了一句喟叹。

真好。

这样一个盛世，真好。

唯一的遗憾是，徐稚柳不能亲眼所见。

而此时远在他乡的徐稚柳，却在干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多年剿匪平乱，让昔日的少年郎完完全全褪去青涩，变得沉稳昂藏，心思越发难测。

他与梁佩秋常有通信，得知她在瓷艺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十分宽慰。梁佩秋还提到传教士对东方故事的好奇，其中不乏对神化了的童宾的敬畏。

风火神庙传续至今，已不单单只是一个故事，其中更有一种精神，往高了说，可“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可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

童宾死于火，而火正是景德镇不断产生奇迹的精神图腾。对于岭南诸多未有开化的民族而言，让他们走出去，看到汉地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原腹地的广袤辽阔，也是徐稚柳工作的重要根本。

于是，一个以婉娘为原型写就的、关于价值万金的钧窑红悬赏令的故事逐渐在南蛮各地传开，徐稚柳向他们讲述了真实的景德镇和景德镇百姓的奋斗史实，并请来江西名匠塑造童宾瓷像，以青料题写长一百三十五厘米、宽四十三点五厘米、厚六厘米的“佑陶灵祠”瓷匾，瓷匾四周还精心地配以缠枝莲纹饰，让百姓们亲眼看到一座瓷像、一面瓷匾，一个瓷人的诞生，并教授他们，如何做出世无所二的钧窑红。

慢慢地，那原本难以化开的坚冰，有了融化之象。

然而，三年大限已至。

梁佩秋一路打听，终于找到徐稚柳所在地时，却被告知，他已于月前被押解前往京城。乍然听到这个噩耗，赶了一路风尘仆仆的梁佩秋，当场晕了过去。

她原就已有矽肺病的早期症状，这几年一直配合大夫治疗，日常进出坯房窑房都会戴上面巾，防止吸入尘土已让病情加重，近一年几乎没再咯血，却因着徐稚柳前途未卜，旧病复发，一病难起。

如此在当地盘桓耽搁了一个月，等到她启程赶往京城时，徐稚柳已到了皇城脚下。

照理，他要褪去衣物，接受检查。

可让守城士兵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据说在岭南剿匪连下十五城，杀伐果断堪比酷吏夏瑛的罪臣，竟然衣着朴素，全身上下无一赘银，随身仅携带唯二之物，即一枚烧毁的五福结和一本早就翻烂的《横渠语录》。

尔后皇帝亲自审问，三司同审，徐稚柳无有不答。虽则大限已至，但徐稚柳在岭南所为桩桩件件，皆是悍举。此之才干，满朝闻惊。贸然杀之，实在可惜。

三司下不去手，皇帝也下不来台，如此颠来倒去审了数日，徐稚柳最终被下诏狱，开始了无期徒刑。

等梁佩秋赶到京城时，已是万庆十七年的年末。

徐稚柳虽深陷诏狱，但尚且在世，对梁佩秋来说已是万幸。她托元兆安求情，又走了昔日吴方圆同道的门路，终于在除夕夜阖家团圆举国欢庆的夜晚，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