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环境下，江东土著有着“著籍本地”的优势，无论是战是降，他们的宦途均不受影响，因此消极怠工。

但是淮泗集团与孙坚旧部，均属于流寓人士，为了自己在江东新占的1亩3分地，便不得不抗争到底。

那么问题来了…

陈到最后总结道：“吕先生，既如此，为何破虏将军之旧部及江北流寓士人，不1心追随吴侯、全力对抗卫将军乎？”

诚然如此，既然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之流寓士人，为何不齐心协力共抗赵旻？

吕范闻言，不由苦笑起来。

“叔至有所不知，从文（由此可见，吕范还是颇欣赏赵旻）求才若渴、且推出“3学制”，某等流寓士人无论还付乡党、品其名位，亦或返乡任教，皆可由正途出仕。

江北流寓士人几乎皆有家传经学，于“3学制”出仕可谓易如反掌。届时，某等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甚或可于太学、侍中寺任职也。”

侍中寺，前文已提及，在献帝刘协时代，设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6人。

“给事黄门侍郎”后被改称为“侍中侍郎”。

侍中为正职，侍中侍郎为副职。

（献）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6人。

摘自《献帝起居注》

从此，侍中寺不再是“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的冗散机构，开始有了固定执掌，负责“省尚书事”，即审核尚书台奏事。

换言之，苟哥已经开始着手架空尚书台。

苟哥就是苟哥。

苟哥为了挖墙脚挖得彻底，将他提出的这个“3学制”另辟蹊径，为天下士人开辟出另外1条仕宦之“正途”。

更要命的是，苟哥的“3学制”，针对江东流寓士人格外有效。

彭城的张昭，广陵的张纮、秦松、陈端等人，皆是此时之大儒。

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

经学，即儒教经典学说。

今文经与谶纬等“内学”联系紧密，讲究天人感应，往往将人事变动、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

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与谶纬联系较少。

注意：谶即预言，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东汉光武帝迷信谶纬，称之为内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时代逐渐式微，地位被古文经取代，直到汉末马融、郑玄等人“兼采今古”，2者之争才渐告平息。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即将被玄学所替代。

淮泗学者以及流寓士人的学风，与江东地区呈现出相异的特点。

这些流寓士人大多有过在洛阳或中原地区游学的经历，张昭、严畯、诸葛瑾等人皆治《左氏春秋》、《毛诗》，他们有较强的古文经学色彩。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董卓与蔡邕关系极佳。

从“3互法事件”即可见1斑。

所谓3互法，即禁止本州人牧本州，禁止本郡人治本郡。互为婚姻者，亦不得交互在对方州郡为官。说得直白1些，就是“任官避籍制度”。

而蔡邕是3互法的坚定反对者。

臣（蔡邕）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3互，以差厥中。--《后汉书蔡邕传》

当时受3互法钳制最严重的，当属幽、冀两州。

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2州，久缺不补。--《后汉书蔡邕传》

而董卓恰恰对3互法嗤之以鼻，乃至任免籍贯幽州辽东的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此事恐怕便有蔡邕的参与，毕竟“废止3互法”是其政治主张。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魏书公孙度传》

董卓上洛之初，矫情忍性，擢拔群士。由于东都洛阳的关中籍人物终究有限，因此许多被提携的名流，无论从籍贯上还是任官履历上，与董卓均无交集。

但从吏部尚书的人选上（周毖、许靖），不难看出其背后的乡党政治因素。周毖是董卓的凉州老乡，许靖则是董卓盟友袁隗的汝南老乡。

“乡党政治”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

李傕（凉州北地）秉政时（192-195），亦任用贾诩（凉州武威）为吏部尚书。

（李傕）乃更拜（贾）诩尚书，典选举。--《魏书贾诩传》

至于在董卓率3公觐见的“政治表演”中，另外两位参演人，司徒黄琬与司空杨彪，1个曾是扶风太守，1个出身弘农门阀。

“3公俱带斧钺觐见”的浮夸行为，实际是董卓主持的把戏，意在通过平**锢名士，收拢人心，借此更进1步。当然也要看到，黄琬与杨彪能被董卓相中，与出身和仕宦履历密不可分。

蔡邕作为兖州陈留人，虽然与董卓并无旧交，但托庇于杨彪、马日磾等关中籍贯的同僚（参与修史），亦在董卓集团平步青云。

虽然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董卓提拔的许多士人，都走上了对抗自己的道路，但不宜对其行为全盘否定。

应该说，董卓在“擢拔群士”的问题上，最初确实是仔细下了1番功夫。至于成败异变、功业相反，那就不是董卓所能逆料了。

董卓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士族与庶族、京官与边将、中央与地方、文人与武夫”之间的立场差异。

而这，恰恰也是贯穿汉末3国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