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旻苦笑着起身扶起周瑜。
周瑜所说之事，正是孙策临终绝笔信中所说的第1个隐患，即“深险之地犹未尽从”。
深险之地指代“山越”，即“逃避徭役，匿居深山”的扬州诸郡百姓。
解决此事的根源，在于大力推行屯田制，抑士族而助黎庶，但就如今江东的实际情况而言，江东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赵旻当然知道此事如何才能快速解决，但这种解决方式，委实有些残忍。
赵旻思忖再3后，见周瑜蹙眉长吁短叹不已，最终还是咬了咬牙道。
“公瑾兄长，欲解决此事并不难，仲谋既已推行授兵制，便可借讨伐山越，补充兵员而1举两得。”
授兵制作为战时政策，在孙吴肇基之初，确实起到过正面作用。
它切实有效地调动了将领的作战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将领们“讨伐山越，补充兵员”的欲望，侧面加速了孙吴对东南地区的探索和开发。
（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3年可得甲士4万。
摘自《吴书之诸葛恪传》
（贺齐）转击盖竹，军向大潭，2将又降。凡讨治斩首6千级，名帅尽禽（通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
摘自《吴书之贺齐传》
在孙权大力推行授兵制的当下，“讨伐山越，补充兵员”诚可谓1举两得。
但对山越而言，如此颇为残忍。
人家原本自由自在、自给自足，被孙吴将领讨伐后被迫从军…
这还不够残忍？
周瑜俊目1亮。
“从文，此乃妙计也！”
赵旻腹诽：妙计？妙你个头！这分明是个馊到不能再馊的馊主意！你江东若学老子，又哪里会有山越？
赵旻摇头叹息。
“此乃权宜之计，绝非妙计也！”
周瑜抚须笑道：“从文勿要自谦，瑜另有1事相商。”
【作者题外话】：刘备早就对交趾垂涎3尺。
再加上诸葛亮为刘备谋划先夺交趾、再图江东、最后定荆州之策，所以…
士燮要倒大霉。
云某为何说张郃要倒霉呢？
这事儿得从袁绍麾下两大派系说起。
袁绍集团的衰落与覆灭，直接原因在于其集团内部的派系争斗。
对这1问题，时人已有清晰认识。
曹丕的《典论》与陈寿的《3国志》对此记载甚详。
别驾审配、护军逄纪，素以骄侈不为（袁）谭所善……矫（袁）绍之遗命，奉（袁）尚为嗣……颍川郭图、辛评与（审）配、（逄）纪有隙，惧有后患，相与依（袁）谭。--《典论》
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魏书袁绍传》
这1问题的根源，其实曹操比袁绍更严重。
但怎奈何成王败寇，大家又习惯人云亦云、结果导向，所以曹操派系的诸多问题或被掩盖、或被无视，而袁绍的派系斗争却被无限放大。
从现存史料来看，袁绍集团分裂的深层原因，在于东汉的任官避籍之制。这1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土人”为“土官”的可能性，因此作为外乡势力的“流人”上任之后，势必会引入亲信势力，形成新的政治集团，从而引发土人与流人之争。
若土人势强，则作为流人的军阀难成气候（如刘璋、刘表）；若流人势强，又可能引发土人的反抗（如刘焉、孙策）。汉末诸军阀就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平衡各方势力，艰难求存。1言蔽之，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注定了袁绍集团的分化。
注：流人，可释为遭到流放之人；亦可释为背井离乡之人，即流寓之人。为避免与清末的土、客之争相混淆，本文用“流人”1词代指客于外乡之人。
（刘焉）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刘）焉。--《蜀书刘焉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傅子》
按照出身籍贯，可将袁绍集团成员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泛指中原地区）与河北（黄河以北，泛指幽、冀地区）两大阵营；其中河南集团又可划分为颍川与南阳两派，这与韩馥及袁绍的出身及仕宦履历存在密切关系。
注：鉴于汉魏时代，司隶校尉部亦有河南郡。为相区别，本文所言之“河南”仅代表“大河之南”，与司州之河南郡全不相涉，特此说明。
从可见记载看，官渡之战期间开始，河南派与河北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
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
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
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数见不鲜。
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1以贯之的主旋律。
河南、河北两大阵营形成的历史原因
袁绍集团的阵营不和问题，在汉末并非孤例，曹操、刘备、孙策3家均面临类似隐患。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3互法”。
“3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1制度在后世有1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后汉书蔡邕传》
“3互法”的存在导致了1个特殊现象，即地方的军政长官1定不是本地人。而像韩馥、袁绍这种“州牧”级别的最高长官甚至不是（冀州）本州人。韩馥是豫州颍川人，袁绍是豫州汝南人。
对冀州豪强而言，韩、袁属于典型的外来势力，语言、风俗、文化与河北均有差异；且双方的利益诉求亦不相同，直属于东汉中央的官僚势必会影响到本地豪强的势力扩张，因此韩、袁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韩馥便是因此下台。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后汉书袁绍传》
在此背景下，韩、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引入亲信势力。韩馥选择拉拢颍川同乡（荀谌、荀彧、郭图、辛评、辛毗），河南士中的颍川人盖源于此；袁绍之后继承了韩馥的政治遗产，并延揽昔日同在洛阳的“奔走之友”，以南阳许攸、南阳逄纪为代表，此即河南士中南阳人的由来渊源。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英雄记》
（颍川）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魏书荀彧传》
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逄）纪俱诣冀州。--《英雄记》
如果将视线拉长，便会发现曹、刘、孙3家均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曹操虽然延揽了诸多河北与中原的逸才，但集团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掌握兵权者始终是谯沛人士。
刘备入蜀，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荆楚集团及元从成员。
孙策渡江，倚重江北士人，即所谓的“淮泗集团”。
蜀汉政权中的“荆楚人贵”及东吴政权中的“南鲁之争”，渊源也在于此。
昔豫州（指豫州牧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华阳国志》
丞相6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朱然嫡子）、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通语》
在上述案例中，曹操的做法与韩馥相似，即依靠同乡维护其统治。刘备的做法则与袁绍相类，他们由于早年颠沛，远离故土，因此更加青睐于任用籍贯各异的元从集团进行统治。
其中，孙策家族的情况最为特殊。
这1家族虽然籍贯扬州吴郡，但发迹于淮泗地区，围绕在身边的也多是江北人士；
因此孙策东渡时，不似归乡之举，反而更似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
关于这1问题，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1文中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孙策）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类，力加排斥。--《孙吴建国的道路》
南阳士人的身份归属
南阳士人的身份划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涉及到许攸、逄纪等人的政治立场判定。
下1章咱们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