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定都许县,建封5等,魏公、魏王之号,概出于董昭之手。
(董)昭建议:“宜修古建封5等。”……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魏书董昭传》
然而按《昭传》线索,可知传主早年曾仕宦袁绍,且身登高位;
因此其人改换门庭之始末,便颇具探讨价值。
其实《昭传》之中曲笔甚多,且时间跨度颇大。
比较典型的案例便是:
其人本传对董昭“去袁归曹”的细节语焉不详。
哈哈,陈寿先生真是草蛇灰线的宗师!
虽然《昭传》讳称传主脱离袁绍,乃是因为“受谗致罪”,但从董昭兄弟彼时的交往对象(张邈)推断,此言又似有隐喻。
张邈既是兖州之乱的祸首,那么董昭改换门庭,当与此相关。
(张)邈与(袁)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董)昭。--《魏书董昭传》
另外从董昭归曹(西历196年)之后的职官待遇来看,他长期被归入汉臣之列;
真正进入司空幕府,已经晚在建安十2年(207)。
可知董昭在曹操集团中长期不受信任,属于被待以客卿之礼的外来人士。
有鉴于此,董昭在建安中后期不顾廉耻,屡次向曹操进献篡汉之计,乃至被时论视作“佞人”,或许亦是自保图存之策。
(苏则)曰:“苏则之膝,非佞人(董昭)之枕也。”--《魏书董昭传》
按《昭传》,传主兖州籍贯,举孝廉出身,历仕诸县;群雄割据后,遂为袁绍参军。
东汉士人出仕,1般先为郡县吏,再举孝廉、茂才,之后出为县令、县长,这种仕宦路径被称作“正途”。
由此可知,董昭家族在兖州地方当属大姓豪右,也就是郡望。
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魏书董昭传》
按《后汉书贾琮传》,黄巾之乱后,河北“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因此朝廷“更选清能吏”,以贾琮为冀州刺史。
冀州地方的赃官恶吏闻风弃官,“惟癭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注意:癭陶县属巨鹿郡,属冀州刺史部。
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更选清能吏,乃以(贾)琮为冀州刺史……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赃)过者,望风解印绶去,惟癭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贾)琮,于是(冀)州界翕然。--《后汉书贾琮传》
贾琮整治冀州吏治,奸宄逃窜,董昭却可以“当官待琮”,明显是有恃无恐。
这恐怕并非董昭居官时两袖清风,毫无把柄,而是另有原因。
览查相关史料,可知贾琮是“东郡聊城人,举孝廉,再迁为京(县)令”,与董昭“济阴定陶人,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的仕宦履历几乎毫无2致。
更重要的是,东郡、济阴皆属兖州,可知贾、董2人不仅同在冀州为官,且同为兖州出身,自然需要相互提携庇护。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令,有政理迹。--《后汉书贾琮传》
当然,董昭的有恃无恐亦侧面反映出其家世地位,唯有显赫的豪右之门,才会由此底气。
有鉴于此,袁绍入主冀州之后,旋召董昭入府,使之参与军政。
(董昭)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魏书董昭传》
董昭在袁绍集团中的事迹记载相对有限,但有限的记载,亦反映出他在袁氏集团中具备极高的政治地位。
(1)镇抚巨鹿
初平2年(191),袁绍“逆(击)公孙瓒于界桥”,而巨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即地方大姓)“以瓒兵强,皆欲属瓒”。
董昭临危受命,入主巨鹿,周旋往来,诛杀不从“,“1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
绍逆公孙瓒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公孙)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董)昭领钜鹿……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1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魏书董昭传》
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后汉书袁绍传》
需要注意,按《司马朗传》,李邵不仅是钜鹿太守,还曾做过1任冀州刺史。
依时间线索,李邵主政冀州,当在贾琮之后,袁绍之前。
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险,欲徙居温(县)。--《魏书司马朗传》
董昭仕宦冀州,官不过癭陶县长(属巨鹿郡),凭此身份便能镇抚1郡,乃至前任州刺史、郡太守“皆惶恐”,充分反映出此人的凌厉手腕与卓越才干。
有赖于此,董昭在袁绍幕府迅速崭露头角,很快再受重用。
(2)镇抚魏郡
初平4年(193),魏郡兵勾结黑山贼杀害魏郡太守栗成(《英雄记》作栗成、《董昭传》作栗攀),“郡界大乱,贼以万数”。
这便是袁绍的“邺城之乱”!
董昭再度临危受命,出镇魏郡,“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
按其卒年推断,董昭领魏郡时,尚不满4十。
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袁)绍以(董)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魏书董昭传》
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英雄记》
魏郡太守地位不凡,因为袁绍的治所邺县便隶属魏郡。
类比而论,其地位便近似西汉之京兆尹、东汉之河南尹。
可知董昭彼时在袁绍集团中地位奇高。
正缘于此,董昭日后弃袁归曹,便显得尤为反常,有必要着重分析。
那么,敲黑板划重点:
董昭“弃袁归曹”始末探讨!
《昭传》云:“昭弟(董)访,在张邈军中。邈与(袁)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董)昭。”
以事件背景而论,此言当有隐喻。
张邈与袁绍、曹操有旧交,在洛阳时同为“奔走之友”,后又为酸枣联盟之盟友;
因此董访在张邈军中,本不足怪。
袁绍又为何会因此“致罪于董昭”?
(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张邈)、何伯求(何颙)、吴子卿(吴巨)、许子远(许攸)、5德瑜(5琼)等皆为奔走之友。--《英雄记》
很明显,《昭传》所言实际是在隐喻兴平元年(194)的吕布、张邈之乱。
唯有张邈祸乱兖州,与袁绍集团决裂,袁绍才会迁怒董昭兄弟。
按《吕布传》,张邈曾与曹操为死生之交,而袁绍后与邈有隙,屡使曹操杀邈。
张邈“畏太祖终为(袁)绍击己,心不自安”,最终在兴平元年(194)勾结吕布、陈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
(袁)绍使太祖杀(张)邈,太祖不听……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魏书吕布传-附张邈传》
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魏书程昱传》
前文已多次说明,在兴平年间,曹操还是袁绍麾下经理人。
(董)昭说(张)杨曰:“袁、曹虽为1家……”--《魏书董昭传》
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朱)灵督3营助太祖,战有功。(袁)绍所遣诸将各罢归……(朱灵)遂留不去。--《魏书徐晃传》
幕府(指袁绍)唯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指张邈、陈宫)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吕)布众破沮,拯其(曹操)死亡之患,复其方伯(兖州牧)之任。--《为袁绍檄豫州》
以上,均为佐证。
了解到上述背景,再回顾“昭弟(董)访,在张邈军中”,便能够品味到其中的深意。
此言说的实际是:董访参与了张邈集团的叛乱,其兄董昭因此遭到袁绍迁怒,被迫弃官出走。
董昭兄弟勾结张邈集团,原因不详;
从时代背景推测,或许存在乡党因素。
叛军首领张邈是兖州东平国寿张人;陈宫是兖州东郡东武阳人,他们与董昭兄弟1样,皆是兖州出身。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魏书吕布传》
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典略》
彼时曹操擅作威福,诛杀兖州名士边让,大失人心,“士林愤痛,民怨弥重,1夫奋臂,举州同声”。
董访率先依附张邈叛军,董昭之后受到袁绍迁怒,遂被迫流亡。
太祖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李善注引《魏志》
《昭传》记载,传主出走之后“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
这是很明显的曲笔。
因为按《魏略》,彼时的关中诸将已经封锁关隘,直至建安5年(200)才“关中始开”,因此董昭彼时(194-195)孤身西行,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汉献帝。
(袁)绍受谗,将致罪于(董)昭。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魏书董昭传》
建安5年,关中始开,(鲍)出来北归,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舆之。--《魏略》
至于所谓的“为张杨所留”更是明显的回护之词。
因为张杨“素与吕布善”,乃是兖州乱党的潜在同盟。
2人同出并州(张杨云中人,吕布5原人),相互依托。
张杨在曹操讨伐下邳时(198-199)又“出兵东市,遥为之(吕布)势”,亲密关系可见1斑。
因此吕布祸乱兖州,张杨必有牵涉。
(张)杨素与吕布善。太祖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魏书张杨传》
(张)杨于是外许(郭)汜、(李)傕,内实保护(吕)布。--《英雄记》
另按《武帝纪》,曹操所举(兖州)孝廉魏种,在张邈之乱中1度弃曹而去,改投叛军;
而曹操再度虏获魏种,竟是在“射犬”之中。
初,(曹)公举(魏)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魏)种。--《魏书武帝纪》
按《续汉书》,野王县有“射犬聚”,而河内野王,恰恰是张杨的治所。
可知参与叛乱的兖州士人,在叛乱失败后大量流亡河内,托庇于张杨。
董昭应亦在其中。
野王(县)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邘城。--《续汉书郡国志》
了解到上述背景,便会发现所谓的“(董)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根本是无稽之谈!
此言说的,实际是兴平2年(195)张邈兵败被杀,吕布东奔徐州,董昭、董访走投无路,被迫流亡河内,依附吕布旧交张杨,借以苟全性命。
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吕)布东奔刘备……秋8月,围雍丘……十2月,雍丘溃,(张)超自杀。夷(张)邈3族。--《魏书武帝纪》
从董氏兄弟在曹营的待遇来看,董访明显更受曹氏父子的压制与猜忌。
此人虽为董昭之弟,名位却始终不显,亦未详官居何职。
直至魏黄初2年(221),曹丕才“分邑百户,赐昭弟(董)访爵关内侯”,可见终魏武之世,董访都未能获得食邑与封爵。
(黄初)2年,分邑百户,赐昭弟(董)访爵关内侯,徙(董)昭为侍中。--《魏书董昭传》
这种刻薄待遇,明显是曹操追恨前事,即怨恨昔日(194)董访率先参与吕布、张邈之乱。
至于董昭,属于受到宗族连累,情有可原;
且董昭投曹之后屡建奇功,因此受到的惩戒也相对较轻,《魏书》对其敏感历史亦多有回护。
这就引出来下1个问题,历史上的董昭,其人在曹魏地位、处境如何呢?
下1章,咱们继续说。
董昭之事属于旧账重提,诸君若不愿重温,可直接略过。
但《昭传》,同样证明1个问题:
若读史仅浮于表面,那么得出的结论,仍然与真相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