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灌汤包，最早其实是开封灌汤包。

当然，北宋时的包子不叫包子，而是馒头。

馒头最早叫蒸饼，为避宋仁宗赵祯讳，将蒸饼改名为炊饼。

所以，武大郎卖的炊饼不是烧饼，而是后世的发面大馒头。

98版的《水浒传》，那段剧情完全没有问题，武大郎卖的就是馒头。

而潘金莲的洗澡水，实际就是蒸馒头后的热汤…

咳咳…楼不知为何又偏了！

抱歉，咱又扯远了…

说回糖。

两宋时的糖霜不是白糖，而是介于红糖、白糖之间的黄糖。

这里再偏1次楼。

近日看到了1篇颇有意思的文章，文中称，犹太人在3千年前的犹太人遗迹中发现1段电线，于是他们确信，3千年前犹太人便已开始使用有线通讯…

对此，我国的考古学家戏称：我们纵观5千年出土文物，均未找到电线，故而我们华夏在5千年前便已开始使用无线电通讯…

哈哈！

文中还称：

我们华夏科技比1方落后5千年。

因为唐代以极为结实的花岗岩雕刻成的龙门石窟，其中石雕、经文风化现象严重，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而西方3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汉莫拉底法典》，居然跟新刻出来的1毛1样耶！

此外，刻在黏土上的所谓楔形文字，居然在存放34千年之后，依然和新的1毛1样耶！

我们华夏不行，我们从未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黏土文物，我们只有用碳14检测后，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商朝的青铜器。

这可真是奇怪，为啥西方能出土这么多黏土文物，我们却不行呢？

哈哈哈！

所以，文中作者质疑，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亚历山大帝国，因为若那是真的，那么只有1种解释：

亚历山大大帝实际是外星穿越者。

他开着坦克和装甲车，可能还获得了尤里的心灵控制装置，带着么得感情、甚至可以不吃东西的士兵，1路从希腊杀到了印度。

中间还灭掉了不可1世的波斯帝国。

虽然西亚土耳其、伊朗遗留下来的史料中，没有所谓的亚历山大帝国。

而且，这1点，我们华夏的所谓军神、甚至后世的乔治巴顿、朱可夫、隆美尔等人都做不到。

总而言之，西方为了鼓吹他们文化比华夏神州先进、古老、更灿烂，可谓煞费苦心！

那个易教授还真就信了！

只能说，洋大人的狗奴才，无论哪个时代都存在！

但是，强盗始终是强盗！

西方人无论再如何遮掩，也掩盖不住他们当年犯下的累累罪行！

话说回来，由此可反面证明，赵旻绝无可能1路推到欧洲。

咱们这是严谨的老白文，不是无脑爽文。

无脑爽文请去看最近上榜的那几本3国新书。

云某这本扑街的书不可能那么无脑爽。

云某坚持以汉末古白话写对白台词，就是不忍心破坏历史的厚重感。

牢骚发完，咱们继续说甘宁。

上1章咱们说到，甘宁的游侠生涯，在他2十余岁时便已结束，之后读书仕宦，出仕州郡。

那么问题来了，甘宁做的什么官呢？

甘宁在益州的仕宦之路，是先“举计掾”，后“补蜀郡丞”。

应该说，这是地方豪强才拥有的特别待遇。

（甘）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韦曜《吴书》

“计掾”即州郡的“上计使者”，亦作计佐、计吏。

按甘宁为“巴郡临江人”，他充当的应是巴郡的计吏。

所谓计吏，即负责将所在辖区钱粮、赋税、户口等考绩指标上报于上级单位的属员，该职责称作“上计”，类似现代之“述职”。

县邑上计于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州刺史亦上计于中央。

（郡县主官）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续汉书百官志》

上计使者的人选，因时而变。西汉初1般由郡国长官躬行，东汉时则委之于掾属中地位较高者，官长不再事必躬亲。

上计使者，时代先后，颇有不同。

封建时代，述职之制，诸侯自行，故上计之法之初行也，亦由长官自奉计簿送于中央……东汉之制，略从省简……但遣丞、尉以下，令、长不自行也。--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上计”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

比如“少孤”、“家贫”的邓艾，本为“稻田守”、“丛草吏”，微末至极。

他在担任“典农纲纪”时，因为得到了“上计”的机会，拜谒了太尉司马懿，便被延揽为（太尉）掾，遂仕宦洛阳，最终发迹。

（邓艾）少孤……为稻田守、丛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贫……后（邓艾）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魏书邓艾传》

注意：典农，即典农中郎将，位同郡守，见《常道乡公纪》；

纲纪，即功曹，属于郡、县中的高级掾属。

州1级功曹称“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

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中郎将）皆为太守，（典农）都尉皆为令、长。--《魏书常道乡公纪》

从历史发展看，虽然邓艾担任“纲纪”时的境遇已比之前改善不少。

但真正令他飞黄腾达的，还是“上计”赋予的宝贵机会。

侧面亦反映出，出仕即担任计掾的甘宁，宦途比“孤贫”的邓艾要顺畅得多。

东汉时代，“郡国计吏多留拜（洛阳）为郎”，可知这1职务亦可视作中央的储备干部。

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杨）秉上言3署见郎7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众。--《后汉书杨震传》

汉末3国时，出仕为计吏、计掾者，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

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为计掾”、许靖“举计吏，察孝廉”、蒋济“仕郡计吏、州别驾”、姜维“仕郡上计掾”。

注意：郑玄事见《邴原别传》、蒋济事见《魏书》、许靖、姜维事见《蜀书》，文多不引。

郑玄“隐修经业”，属于汉末儒宗；

蒋济与程昱、董昭、郭嘉同传，其人“才兼文武，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

许靖“清谈不倦”，与从弟许邵（月旦评创始人）知名当世；

姜维“凉州上士”，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

注意：夏侯玄近不惑时，是天下第1名士，没有之1。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蜀书许靖传》

（诸葛）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李）永南、（马）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蜀书姜维传》

不难看出，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这与计掾、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

换言之，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这也符《宁传》记载的传主“颇读诸子”、“开爽有计略”。

（甘宁）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吴书甘宁传》

通过“计掾”的身份，不难推测甘宁能够“补蜀郡丞”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

按前引《英雄记》，甘宁出仕益州，当在刘焉统治时期。

刘焉初治绵竹，后徙治成都，刘璋遂因袭之。

甘宁既为巴郡计掾，那其“上计”时应赴成都汇报，成都县又属蜀郡，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

（刘）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时焉被天火烧（绵竹）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蜀书刘焉传》

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

按《续汉书百官志》，内地之郡置长史、郡丞各1；

边地之郡“丞为长史”。

东汉时“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代其）行事”。

可知郡丞之于郡守，便近似于常务副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代行郡守事”。

建武6年3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郡守）事。--《古今注》

以同时代人物为例，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在宗族流徙之前（尚未失势时）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

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190-193）便成为蜀郡郡丞，比诸葛珪的仕宦起点要高得多。

注意：按《英雄记》，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194），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

父（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为太（泰）山郡丞。--《蜀书诸葛亮传》

东汉时有“3互法”（见《蔡邕传》），即“任官避籍”制度（官避吏不避），由非本籍士人担任地方官长（官），地方官长再举用本地豪强充任官府属员（吏）。

甘宁为吏则为巴郡计掾，为官则至蜀郡郡丞，结合甘氏在临江为“5大姓”之1（见前引《华阳国志》），充分证明他必定是益州地方的头面人物，绝非寻常的草寇蟊贼。

简而言之，甘宁虽是寒门出身，可人家的出身家族，在巴郡当地是妥妥的豪强。

如今，诸君对汉末魏晋寒门的深刻含义，是否有了认知？

寒门指的是没有诗书传家、没有文化积累的富户！

老爹曹嵩花1亿买太尉的曹操，他们家也是寒门哦。

下1章咱们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