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使君，仆尚有1事需禀明。”

【作者题外话】：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1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

官奴婢5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56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1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今陛下）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5行志》

此处“票轻无谊”，即“剽轻无谊”，泛指亡命徒。

看上去“客”的身份变化，似乎与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关。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28效应）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1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1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1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56千家相结聚作宗5，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1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如此“强汉”，不亡才怪！

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3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奴客身份的变化途径之1，便是从“奴隶”到“私兵”。

（1）糜竺

建安元年（196）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史称“争盟淮隅”。

结果袁术勾引吕布，偷袭刘备老巢下邳，备军大溃，逃至广陵海西县。

在吕布、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刘备断粮，军队“穷饿侵逼，自相啖食”，命在旦夕。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千钧1发之际，东海大商人糜竺，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贡献2千奴客，金银货币”。

刘备赖此复振，逃出生天。

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2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蜀书糜竺传》

糜竺贡献的金银货币，无疑充作军费；而2千奴客，则是充作部曲。

所谓“部曲”，即“部”和“曲”，本身是军队建制单位，但在汉末魏晋时代，等同于私兵。

部曲只听命于直系长官，无法越级指挥；他们只知有上司，而不知有皇帝。

事实上，汉末3国也没有所谓官兵，都是部曲。

糜氏家族是海东巨富，“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所谓僮客，实际在此等同于奴客。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蜀书糜竺传》

换言之，在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中，有至少2千人，可以直接转化为部曲，丁壮比例大约占据了5分之1，不可谓不高。

不难看出，有相当比例的“部曲”本身便是从“奴客”衍生而来，因此严格遵循主奴关系，具备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

（2）陈登

再比如陈登，下邳豪族，世吏2千石。

其祖父是太尉陈球，父亲是沛相陈珪，叔父是扬州刺史陈瑀，烜赫1时。

兴平元年（194）陶谦死，陈登邀请好友刘备出任徐州刺史，刘备担心威不服众，陈登却笑称“愿为使君招募十万甲兵”。

“十万”无疑是虚指，但也能看出陈氏蓄养了大量奴客。

（陈）登曰：“公路（指袁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刘）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5霸之业。”--《蜀书先主传》

吕布败亡前夜（199），曹操、刘备合兵进攻徐州，彼时身为广陵太守的陈登，也从南方进发，协助联军围剿吕布。

《先贤行状》记载陈登“率郡兵为曹公先驱”。

所谓的郡兵，即指陈氏在广陵与下邳两郡的部曲。

太祖到下邳，（陈）登率郡兵，为（曹）军先驱。--《先贤行状》

吕布覆灭后，陈登因功受封“伏波将军”，可见其麾下部曲，在战斗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登随着势力膨胀，甚至“有吞灭江南之志”，即渡江攻杀孙策。

可见下邳陈氏的奴客质量，很明显强于东海糜氏。

（吕）布既伏诛，（陈）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先贤行状》

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豪族大姓能够把持地方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掌握了丁壮力量。

豪强们平日里利用奴客在田庄中从事劳作，为自己赚取血汗利润，遇到乱世便立刻化身为宗帅头子，将手下的狗腿子们武装起来，割据自保。

类似案例在《3国志》中多不胜数，诸如李通、卫臻、诸夏侯曹氏等地方豪霸，均蓄养大量奴客——和平年代用作劳力，战乱时期便充当部曲，4处征伐。

南方的“山越”、“宗部”、“賨人”指代的也是类似群体。

山越即长江以南的避役百姓，賨人即巴蜀地区的板盾蛮，宗部相对泛指。

当然，如果奴客首领（部曲帅）没有接受地方军阀的招安，那他们往往会被冠以“盗贼”的称谓。

大多数奴客，平日的身份是田客。

奴客虽然可以充作部曲，但以性别而论，奴客群体往往有男有女；

以年龄而论，奴客群体又老少兼杂。

因此能够服役的丁壮，比例不会太高。

举例来说，许褚青年时曾南下汝南，组织流民武装，替地主老爷们守卫坞堡，而坞堡中的人户，便兼杂男女。

所以，没有所谓的“许家坞堡”，因为许褚也只是宗部帅而已，相当于地方雇佣兵头子。

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馀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4隅。--《魏书许褚传》

再比如上节提到的糜竺，其万余奴客中，能够充当军人的，也不过仅有2千，约5分之1的比例；

这还是在“4战之地”徐州境内。

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地区，奴客当中的丁壮比例应该还会进1步下降。

换言之，大多数奴客，其实无法成为部曲，而需要在主人的庄园中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

比如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平日里1定是在糜家的血汗工厂里辛勤劳作，不可能坐吃山空；

否则糜竺就算坐拥金山，也喂不饱这1万多张嘴。

在曹魏的屯田制度中，大抵分为3类。

1类是军屯、1类是士家屯、还有1类是民屯。

“士家“与“士族”无关，此处的士，专指士兵。

换言之，士家屯田与军屯有相似之处，他们不仅承担着屯田任务，也在轮岗时负担着作战任务。

民屯免除徭役，屯客专事生产，但按照曹魏征收的比例（5-6成）来看，交足官家的份额之后，剩余口粮也仅能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而已。

更可怕的是，屯客如果自家无牛，而借用官牛，那受剥削的程度也便更重。

注意：自持耕牛的分成比例为“官5民5”，借用官牛的分成比例为“官6民4”，这个比例在晋初分别上升至“官7民3”与“官8民2”。

简言之，这若不算剥削，这世上便没有剥削和压迫。

旧兵持官牛者，官得6分，士得4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1朝减持官牛者，官得8分，士得2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7分，士得3分。--《晋书傅玄传》

《魏书》中记载了大量屯客逃亡的案例，可见对屯客而言，所谓的“人身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实际是充当着稼穑工具，被牢牢束缚在辖区之内。

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魏书赵俨传》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

赵旻所说的隐患，便是此事。

当然了，若这些底层打工人有足够收益，傻子才会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