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文远!此番你立此大功,天下将尽知你大名也!狗屁反覆小人,从此,你将永为大汉猛将张文远!”
【作者题外话】:辽哥已初具逍遥津8百破十万之风范。
这章仍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行文至此,该解说的内容前文都已提及。
所以,这1章,咱们先聊聊大耳朵刘备的仁厚。
陈寿在《先主传》赞语处称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结合糜竺、黄权、诸葛亮的相关记载,确实很容易认为蜀汉存在“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和谐氛围。
(刘备)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2,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蜀书先主传》
不过陈寿在夸奖刘备的同时,又表示刘备的行事作派“盖有高祖之风”。而刘邦诛戮异姓功臣乃是人所共知的公案,可知陈寿在赞语的表象之下,也暗含了言外之意。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先主传》
结合《蜀书》诸列传的记载,可知刘备厚待臣僚,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
陈寿惯用春秋笔法,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实际是暗藏玄机。
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
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
其余诸侯或死或囚,无1善终。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8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汉书卷3十4》赞语
除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
考《史记》、《汉书》,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但最终还是难逃1死。
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刘邦之女,张敖之妻)故,不宜有此。上(指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汉书张耳传-附传》
(英布)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祖之风”,并非简单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含有“诛戮功臣”的凛凛杀机。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4史札记》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1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1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1步恶化。
反过来说,1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1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1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1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1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2十4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2十4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1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219),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在此背景下,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其刚愎心态可见1斑。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锄)。”(张)裕遂弃市。--《蜀书周群传-附传》
再看雍茂。
刘备僭号汉中王时(219),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因为基业规模尚浅,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刘)备锐意欲即真(汉中王),(刘)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0陵先贤传》
刘备闻言怀恨在心,找借口杀死了雍茂,因此“远人不复至矣”,大失人心。
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雍茂死后,刘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乃至“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明显被惊吓得不轻。
建安2十4年,先主为汉中王……(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蜀书刘巴传》
张裕、雍茂皆死于建安2十4年(219),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
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
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刘备对叛臣宽厚处理呢?
蜀汉臣僚中,糜芳、黄权、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曾被刘备赦免、乃至“崇待如初”。
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
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
先看糜竺:
糜芳降吴(219)导致荆州沦陷,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
按孟达的话说,便是“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孟达辞先主表》
举例而论,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后归蜀。刘备非但没有谴责,反而给廖化加官进爵。
照此记载看,即使像廖化这种“反正”的2臣,也是屈指可数的个例,侧面佐证了荆州当时的恶劣局面。
(关)羽败,(廖化)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蜀书廖化传》
彼时糜芳已经叛入东吴,即使杀死其兄糜竺也于事无补。
更何况糜竺是刘备的恩主,也是蜀汉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杀害糜竺无疑会让追随刘备的旧人寒心。
因此刘备宽慰糜竺,实是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
再看孟达:
孟达出走(220)导致东3县(上庸、西城、房陵)沦陷,滞留当地的臣僚,如申耽兄弟也纷纷投靠曹魏(见《刘封传》),进1步缩减了蜀汉的地盘。
在此背景下,即使杀死孟达的家属也无济于事。
更何况孟达出身扶风,属于益州政权中“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蜀书法正传》
时南阳、3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
这1集团中,除了孟达之外,还有法正、李严、刘巴等诸多元老。
虽然彼时(220)法正已死,但李严等人尚在;1旦严惩孟达,势必导致东州人离心离德,因此也不得不赦免孟达后裔。
孟达之子孟兴,甚至还能在蜀汉出仕为官,直至蜀汉灭亡(263)。
(孟)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裴松之
不仅刘备如此,诸葛亮亦然。武侯秉政期间(223-234),不仅厚待孟达的家属,还屡次与孟达遣使通好、乃至互赠礼物。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孟)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战略》
李严亦致信孟达,希望孟达“反正归蜀”,可知这种绥靖政策背后有其必然原因。
(李)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蜀书李严传》
市里1把今儿有事儿没来,明天必定过来,所以云某还得早睡早起,下1章咱们再继续为您说。
唉!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