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聊聊…

咳咳，咱们不聊袁董事长和曹老板了！

这1章既然提到了政治制度，咱们便聊聊尚书台。

尚书台在两汉3国占据重要地位。魏晋时代的尚书台“兼统内外”，尚书令、尚书仆射取代3公，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为了制衡尚书系统，秘书（中书）系统也随之出现，历史因此走向了新1轮的循环往复。

尚书诞生于秦汉之际，最初是在殿中负责启奏、传递、保管文书的文秘人员。

尚书当时和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合称“6尚”。从性质上看，它具备较强的“宦皇帝者”色彩，即专门服务于君主的机关。不过彼时的尚书仍是趋走小臣，实际权力有限。

注：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中叶，武帝为了强化君权，开始提拔身边的近侍，制衡公卿，因此分化出“内外朝”。

内朝，亦称中朝，即“宦皇帝者”。主要包括将军、侍中、尚书、常侍、3都尉（驸马都尉、奉车都尉、骑都尉）1类。

外朝则是以3公、9卿及2千石（郡守）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

由于外朝的职能分工主要集中在军政大事方面，因此皇帝便通过强化内朝权力，来削弱外朝在政务方面的影响力。可知其本质乃是1种集权手段。

在此背景下，尚书台这1机构的雏形，也在西汉武帝时正式出现。武帝时设置了“侍曹”、“2千石”、“户曹”、“主客”等4种不同前缀的尚书。它们分割了公卿、郡守的权力。

尚书4员，武帝置，成帝加1为5。有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2千石尚书，主刺史、2千石事。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4夷事。--应劭《汉官仪》

至西汉成帝时，又增设“3公尚书”，其工作内容是“主断狱事”。

成帝加3公尚书，主断狱事。--应劭《汉官仪》

照此描述，“主客尚书”的职能与大鸿胪类似，而“3公尚书”的职能与廷尉类似。可知尚书这1机构，不仅分割了3公的权力，也削弱了9卿的权力。

至东汉光武帝时，又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加上西汉的尚书5曹，合为6曹。

世祖（刘秀）承遵，后分2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6曹。--《续汉书百官志》

随着时间发展，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细分功能也越来越完善，逐渐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府。学者仲长统便直言“虽置3公，事归台阁”。

虽置3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3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后汉书仲长统传》

至于3公9卿，则沦为荣衔，成为名士勋臣离休养老的职位，被视作“备员”。

《宋书》援引的东汉名士应劭言论，则更为露骨。其直言“尚书令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应劭《汉官》云：“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假钱谷。”--《宋书百官志》

有鉴于此，在《3国志》中出现的绝大部分3公9卿，均无实权。少数例外是东汉的前为司空，后自任丞相的曹操；蜀汉的丞相诸葛亮。

当然，还有董卓老贼和司徒王允。

曹操出任丞相，是在剿灭袁绍诸子（207）的翌年（208），他当时已经有了废汉自立的野心。

且曹操自领丞相之前又“废3公，置丞相、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郗虑，又是曹操的鹰犬，惟命是从。

（十3年）夏6月，罢3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

（曹操）以（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孔）融官。--《后汉书孔融传》

曹氏的丞相府，实际上就是霸府。

上1章提过，南北朝的霸府，抛开南朝不谈，北朝均建在邺城，向曹操致敬。

杨坚不服曹操，所以1把火烧了邺城的3台…然后…其人跑到曹操老家亳州开了个buff…啊呸！霸府。

诸葛亮的丞相之位，亦不寻常。因为在葛氏出任丞相的同时，许靖出任了司徒1职，而东汉之司徒即西汉之丞相。

章武元年夏4月，（刘备）大赦，改年。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先主传》

相国、丞相，皆秦官……（汉）哀帝元寿2年更名大司徒。--《汉书百官公卿表》

世祖（刘秀）即位，为大司徒，建武2十7年，去“大”。--《续汉书百官志》

可见蜀汉的丞相，是凌驾于3公系统之外的特殊职务。

有趣之处，在于曹操与诸葛亮担任丞相时，均“录尚书事”，即总统内外。侧面佐证了尚书职能的重要作用。

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武帝纪》

先主于是即帝位，策（诸葛）亮为丞相……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蜀书诸葛亮传》

“录尚书事”1词，狭义即掌管奏事之权，广义即“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3国志》中，魏、蜀、吴3家的权臣，1旦染指中枢权力，必会加上“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的头衔，代表着他们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这1头衔可以施加给诸多职务，比如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蒋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诸葛瞻以卫将军录尚书事；董允、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等等，并无定例。

（蒋琬）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蜀书蒋琬传》

（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蜀书姜维传》

（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姜）维。--《蜀书董允传-附传》

换言之，1个臣子只要掌管了“尚书事”，无论他居于何职，都等同于真正的宰相。

这里谈1谈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3者之间的关系。

“录尚书事”与“领尚书事”的含义完全相同。只不过西汉习惯于写作“领”、东汉习惯于写作“录”。

尚书有录名，盖自憙、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通典》

“平尚书事”的含义则相对复杂。

“平”的第1重含义是探讨斟酌。即收集上奏文书，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

平即评，属于两汉职官中常见的前后缀。比如廷尉下属的副官“廷尉平”，便有类似职能。

注：廷尉下属副官为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

“平”的第2重含义是代理。如果“录（领）尚书事”的权臣不在朝中，便由“平尚书事”的人员代替其执掌朝政。

注：见黄惠贤《蜀汉尚书台之归纳与评议》。

举例而论，蜀汉延熙7年（244），大将军费祎前往骆谷迎击曹爽，镇南将军马忠则前往成都“平尚书事”。

7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马）忠成都，平尚书事。--《蜀书马忠传》

由于当时费祎与姜维“共录尚书事”（见前文注引《姜维传》），因此在费祎等人不在朝中的时候，身在成都“平尚书事”的马忠，便充当了代理宰相。

蜀景耀4年（261）卫将军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平尚书事”，而大将军姜维则“录尚书事”。

景耀4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诸葛亮传-附传》

有趣的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当时正在沓中屯田避祸，不敢返回成都；因此“平尚书事”的诸葛瞻与董厥，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从这个角度看，权臣即使加了“录尚书事”的头衔，也必须呆在朝中才能执行“录尚书事”的职能。1旦离开国都，其头衔所附带的权力也便随之废止。

不难看出，尚书机构的“内朝”色彩相当明显，他们必须呆在中枢，才能发挥作用。

咱们再来谈1谈秘书、中书和尚书这3个书的关系和矛盾。

“秘书”最初指宫廷秘藏图书，它在《汉书》中常与5经、谶纬、图籍等词汇连缀使用。

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5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秘书1职，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1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汉晋春秋》

在秘书（中书）系统出现之后，曹魏尚书令的重要性便呈现出下降趋势。

早期的尚书令荀彧、荀攸等人具备较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荀彧甚至可以干预曹操僭号魏公的计划。

（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书荀彧传》

之后的尚书令华歆则近乎于曹氏鹰犬，甚至需要参与谋害伏皇后来谄媚曹操。

（曹操）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伏）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后汉书皇后纪》

曹丕时期的尚书令桓阶、陈群、徐奕等人，虽然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权势却已经遭到秘书（中书）机构的分割。

曹叡时期的尚书令陈矫、裴潜等人，不仅没有专断之权，反而更类似年高德劭的耆老勋贵（2人皆是建安时代便追随曹操的旧人），已经与东汉的3公十分相似，近乎于荣衔。

到了曹芳时期，尚书令司马孚被3位年轻尚书架空，乃至朝中流传歌谣，称“台中有3狗”。3狗，指何晏、丁谧、邓飏，至于尚书令司马孚则遭到忽视。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3狗，2狗崖柴不可当，1狗凭默（指曹爽）作疽囊。”3狗，谓何、邓、丁也。--《魏略》

概而论之，在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之后，中书监、中书令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尚书令的权力，成为制衡尚书台的组织。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

西汉时3公权势过重，有封驳谏诤之权，几乎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因此汉武帝强化尚书权力以削弱3公。

魏晋时尚书权力过重，“总领纲纪，无所不统”，权势甚至过于昔日3公，因此曹丕、曹叡强化秘书（中书）以削弱尚书。

历史的诡异之处恰在于此。

宗法专制社会中，君主为了削弱旧机构的权力，往往会设立1个全新机构。然而在旧机构瓦解之后，新机构又难免出现权力扩张，成为下1轮的打击对象。

尚书台的诞生、发展与变迁，反映出宗法社会中、机构权力无限扩张的痼疾。

为了限制旧有机构的权力扩张，便需要增设新的机构，但新的机构又必然会走向相同结果，陷入无限轮回的怪圈。

它同时会产生另1个问题，即冗官冗员。

因为旧有机构不可能被完全取缔，比如尚书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后，3公9卿依然存在；中书令成为宰相之后，尚书台也未见撤销。

隋唐时期，尚书机构、中书机构、侍中机构分别演化为尚书、中书、门下3省，试图通过分割权力达到制衡目的。

这1举措虽然短期内稍有成效，然而后世朝代“架空旧职，增设新职”的浪潮却未见缓解。

比如两汉之际的3公在隋唐之后已经成为荣誉性质的加衔；光禄大夫1职，在王邋遢…不不不，王荆公元丰改制后，甚至沦为散官的品级序列标志，也就是寄禄官。

以“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形式出现，与最初的职事彻底分离。

借用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理念来说，这1现象便是职位与品位的转化。即当局经常把职位当品位来使用，从而造成职事官的品位化。

旧的“职事官”不断沦为品位头衔，新的“差遣官”因此层出不穷，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后世的品位头衔，走向新1轮循环。

两宋的冗官，1部分锅可以甩给千年前的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