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胜论”的本质是1种精神鸦片，主要起自我安慰的作用。

至于这种安慰剂式的言论，最初的提出者究竟是荀彧还是郭嘉，则难以定论。不过按郭嘉与荀彧同为颍川出身的背景来看，这份言论的原始底稿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共同拟定的。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魏书荀彧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魏书郭嘉传》

按人际关系来看，郭嘉是由荀彧引荐，存在裙带勾连。按职能分工来看，荀彧担任尚书令，留镇后方；郭嘉是随军谋主，常在前线。

先是，（荀）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魏书荀彧传》

（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魏书荀彧传》

（郭嘉）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魏书郭嘉传》

照此论之，“胜论”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的共同意见，只不过在不同场合下由不同的人物负责陈述进谏，因此出现了“4胜”、“十胜”等不同版本。

总而言之，这是曹操麾下颖川集团所达成的共识，其目的在于，劝曹操积极应战。

换成今日的网络用语，就是：不要怂就是干！

在“4胜论”中，荀彧从“度、谋、武、德”4方面展开陈述，力图贬低袁绍，抬高曹操，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鉴于历史的后续发展，确实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荀彧有“未卜先知”之能，甚至因此神化历史人物。

然而从史料的相关记载及诸多旁证中，却可以发现荀彧提出的“4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

官渡之战持续1年有余（199-200），战况非常胶着，可知袁、曹实力相似。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是由“许攸叛变”、“乌巢失守”等偶然因素导致，并非“4胜”之效验。

以下按照“度、谋、武、德”4方面，依次比对袁、曹双方的实际情况。

1、度胜：

荀彧认为“袁绍外宽内忌，猜忌多疑；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因此在气度方面超过了袁绍。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魏书荀彧传》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袁绍外宽内忌不假，曹操的雄猜阴刻，却远胜袁绍。

《崔琰传》记载“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皆见诛”。《曹瞒传》记载“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诸葛瑾传》记载“曹操杀伐过差，离间骨肉”。

至于刘勋、娄圭、许攸这些功勋宿将，先后被找借口诛戮；连刘备也认为曹操“必不容己”，最终弃官出走。

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魏书崔琰传》

（刘备）揆彼（指曹操）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蜀书先主传》

以上，云某在前文皆已展开论述，并佐以大量史料。云某不是那口吐芬芳、以胡说视为职业的砖家叫兽李侗某，所以诸位大大可自行通过史料来验证。

那个李某某大放厥词之言，诸位大大当做笑谈即可。云某理工科出身，可以轻易看到那厮言辞、逻辑之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都不用上万方等文献资料库寻找文献。

遑论已有许多学术界大佬把那厮脸打肿…前提当然是那厮还有脸。

由此可知，曹操猜忌多疑、刻薄寡恩乃是汉末群雄的共识，荀彧称袁绍“外宽内忌”不假，但称曹操“明达不拘”则不然。

曹操的“任人唯贤”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立场坚定地支持曹氏代汉，否则必死无疑。此处云某不再列举，被曹老板杀了的功臣太多了！

荀彧虽然极力鼓吹曹操“明达不拘”，他自己却因为阻挠曹操篡汉而惨遭赐死（212）。可以说是历史的巨大讽刺。

（荀）彧病留寿春，（曹）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荀彧传》

度胜，外宽内忌的袁绍胜猜忌残暴的曹老板。

2、谋胜：

荀彧认为“袁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无方”，因此在谋略方面胜过袁绍。

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魏书荀彧传》

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袁绍自初平元年（190）起兵，以渤海郡1隅之地，鹰扬河朔，先后吞并了河北地区的各方势力。

自初平2年（191）开始，袁绍6续兼并韩馥、扫荡黑山，又驱逐盘踞青州的孔融与田楷，最终在建安4年（199）消灭了幽州的公孙瓒，成为黄河以北的霸主。

十年不到的时间，袁绍便从1介郡守，成长为“据4州之地”的巨无霸，可见他绝不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的寡断人物，而是“豪侠得众，怀雄霸之图”的英明之主。

官渡之战爆发于建安4年（199）8月，直至建安5年（200）十月方才分出胜负。这充分说明袁绍具备打持久战的本钱与实力。

（4年）秋8月，（曹）公进军黎阳……（5年）冬十月，（袁）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5人将兵万馀人送之，宿绍营北4十里。--《魏书武帝纪》

按《武帝纪》记载，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士卒精锐，粮草充裕，长期占据着主动权；曹操却陷入“兵不满万，伤者十23”的窘状，甚至1度断粮，险些被袁绍消灭。

时（曹）公兵不满万，伤者十23。（袁）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魏书武帝纪》

照此论之，袁绍与曹操实乃旗鼓相当的对手，在谋略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姑且算打平。

3、武胜：

荀彧认为“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曹操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因此“士卒虽寡，皆争致死”，在武力方面也胜过袁绍。

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魏书荀彧传》

然而从史料来看，所谓“士卒虽寡，皆争致死”不免言过其实。因为官渡之战时，曹操的左右之人便暗通袁绍，图谋行刺主君。这明显是上下离心的明证。

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许）褚常侍（曹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许）褚休下日，（徐）他等怀刀入。--《魏书许褚传》

同时，对3国史稍有了解的读者便知道，袁曹双方在兵力、武备方面的直观差距是最为明显的。

这种兵力差距，不要说荀彧、曹操了然于胸，连寄居许县的名士孔融都心知肚明。

孔融当时失去了北海郡，逃到许县做寓公；他公开声称“袁绍地广兵强”，还极力鼓吹田丰、许攸、审配等人才干。

（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3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后汉书荀彧传》

孔融在青州割据时曾与袁谭交过手，当然了解袁绍军队的实力，因此这番言论其实很有借鉴意义。

（孔融）遂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城坏众亡，身奔山东。--《9州春秋》

但荀彧闻言，却立刻反驳孔融，还极力贬低田丰、许攸、审配、逄纪等人的才干，最后得出结论“袁绍兵虽多，而法不整”。

（荀）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后汉书荀彧传》

从荀彧气急败坏、口不择言的态度中，不难看出“武胜论”并无逻辑可言，实际就是廉价的精神鸦片。

至于荀彧提到的“御军宽缓，法令不立”，也并非袁绍的问题，而是因为审配、沮授、田丰等河北豪强树大根深、恃宠而骄的缘故。

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魏书王修传》

（郭）图等因是谮（沮）授：“监统内外，威震3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献帝传》

宗法社会中，地方豪强不听调遣的情况比比皆是，曹操在兖州也曾面临过“百城皆叛”的尴尬局面（见《程昱传》）。因此统治者对豪强大族的羁縻安抚，只是寻常惯例，并非袁绍的个人问题。

直至袁绍死后（202），袁绍集团的谋主也并未背叛袁绍家族，仅仅是分裂为袁谭系与袁尚系，继续对抗曹操。连“3郡乌丸”这种边地蛮族，也厚待袁尚兄弟，可见袁绍的统治基础相当广泛且稳定。

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因此即使袁绍已死，曹操仍然耗费了整整5年时间（202-207），才彻底消灭袁绍诸子的残余势力。

（十2年）9月，（曹）公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即斩（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魏书武帝纪》

由此可见，无论是“御军宽缓，法令不立”还是“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均是不实之词。

所以，袁绍大胜曹操。

4、德胜：

荀彧认为袁绍沽名钓誉，曹操以至仁待人，因此“寡能好问者”多归袁绍，而“忠正效实之士”则投奔曹操。

（袁）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曹）公以至仁待人……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魏书荀彧传》

在这种叙事构建下，曹操之“德行”远胜于袁绍。然而历史真相绝非如此。

如果说“度胜、谋胜、武胜”曹操粉丝尚可为曹操辩驳的话，“德胜”便无疑是纯粹的吹捧之词，与事实南辕北辙。

袁绍是世家子弟，累世公卿；曹操是宦官子弟，赘阉遗丑。就连荀彧也不得不承认“绍凭世资，从容饰智”，曹操则认为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颇有自卑之感。

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让县自明书》

关东起兵之初，诸侯“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袁术当时看到“豪杰多附于绍”，还气得口出恶语。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魏书武帝纪》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就连后世的陈寿，在撰写《3国志》时也表示“袁绍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充分肯定了他的容貌、气度与名望。

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魏书卷6》赞语

需要注意，“德行”在汉末之世，本身就含有“门第阀阅”的隐喻。比如曹操《求贤令》中探访的“至德之人”，便是指尚未出仕的地方名流。

注：“尚德行”的释义，见柳春新《曹操用人政策考实》。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求贤令》

因此如果单论“德行”，曹操这种宦官子弟，根本不具备同袁绍较量的资格。荀彧也清楚这1点（其岳父唐衡亦是宦官），所以他十分巧妙地偷换概念，表示投奔袁绍的都是“寡能好问”的假名士，投奔曹操的才是“忠正效实”的真名士。

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荀）彧。父（荀）绲慕（唐）衡势，为（荀）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典略》

实际彼时黄河以北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几乎尽数归于袁绍，连汉末儒宗郑玄也被袁绍延揽至麾下。

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后汉书郑玄传》

至于曹操的幕府，相比之下则冷清许多。在荀彧到来之前（191），曹操麾下仅有少数宗族姻戚（诸夏侯曹氏），以及兖州的“文俗之吏”，可谓门可罗雀。

更不必说，荀彧作为曹营中首位具备政治声望的名士，也是来自袁绍麾下。可见袁、曹双方在人才众寡方面，差天共地。

真相是，荀彧实则是袁绍的人，袁绍的小弟曹操缺人，向大哥哥袁绍借人，而袁绍见小老弟可怜，便派出1些人才支援小老弟。

初平2年，（荀）彧去（袁）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魏书荀彧传》

所以，这1点，袁绍完胜。

综上所述：4胜4败论，根本站不住脚，只是精神鸦片而已。

无论是“4胜论”还是“十胜论”，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

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多所粉饰，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用以虚张声势。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但这种讳败为胜、颠倒黑白的言论，也确属无奈之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4胜论”的提出背景，是在建安2年（197）曹操惨败于张绣之后，彼时曹营人心浮动，曹操也痛失子侄（曹昂、曹安民），亟需精神安慰，因此这种惑众之言才能大行其道。

（张）绣败太祖军于宛。（袁）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魏书荀彧传》

不过随着官渡之战（200）以后的强弱易主，曹操集团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4胜论”也便愈发流行，与郭嘉的“十胜论”并行于世。

令人惋惜的是，袁绍虽然在“度、谋、武、德”4方面力压曹操，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输掉了官渡之战；因此他的种种闪光点，也被随之抹煞。

“成王败寇”1贯是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袁绍也因此沦为历史的陪衬角色，甚至是并不光彩的陪衬角色。

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导下，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绍，在“德行”方面竟也输给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这种“颠倒黑白、过犹不及”的历史构建，无疑是天大的讽刺。

概而论之，无论是“4胜”还是“十胜”，与历史真相均相去甚远。不过通过对袁曹双方“度、谋、武、德”的分析比对，倒是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并理解官修史书的构建逻辑。

云某提到的那些偶然因素，咱们下1章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