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阁下：

在与我的朋友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共游意大利期间，我本以为我会沐浴在地中海温和的阳光下，在两西西里人民的热烈欢迎中追忆千年以前罗马的文明。然而，此时此刻，我看到的却不是文明，而是最野蛮、最残暴、最黑暗的行径。

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何种心情面对我昨日在那不勒斯法院看到的审判案件。这个案件虽然最初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伴随着令人沮丧和耻辱的情况。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为了那些成为牺牲品的人，也是为了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共同事业。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此刻，有约五十至六十名那不勒斯城市和地区的本地人在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等待审判。政府对他们以及已经受审的其他一些人提出了各种指控，他们的罪名涉及到国家法律所包含的最高等级犯罪。

这些罪名，或者说所谓的罪名，很难精确地描述，因为整个审判程序都笼罩在阴影之中。但根据我们从当地居民口中听到的模糊陈述，似乎主要指控是煽动、密谋和叛国，当地政府为了证实这些指控，提供的证据是互相矛盾和无法令人信服的。

我们无需深究这些罪名的真实性，也不必展示任何一个人在被提出这样的指控时可能面临的怀疑。所有正常人都无法想象，五六十個人，他们先前没有任何联系，大多数人生活在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环境中，竟会突然冒出一个共谋推翻政府的想法。也许他们有动机这么做，但是，无论那不勒斯的政府有多么不完善，欧洲大陆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它更好地维护社会的一般秩序。

但是，无论案件的可能性如何，我都希望引起阁下注意的是审判本身的性质。

被告已经在国家监狱中受到了一种我只能用酷刑来形容的制度的影响。他们经历了人类设计的最残酷的刑讯，而当局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击他们的精神和健康。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与朋友和亲人的交往，被隔绝在黑暗之中，并被迫为极少的食物而进行最繁重的劳动。

他们被交给了一些对人类来说是耻辱的狱卒，这些狱卒是野蛮和不人道制度的产物，并且他们采取的残酷压迫手段甚至超越了他们上级的命令。在这些政治犯认罪之后，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终身劳役、流放抑或是绞刑，所有拥有理智思维的人都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居然会下令将政治犯塞进炮膛中，把他们发射到大海里去！

阁下，我并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夸张的语言。我也不想对那不勒斯政府提出偏见，或者激起对它的任何敌意。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人类揭露他们在它的庇护下所犯下的暴行，并呼吁所有对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怀有敬意的人，提高他们的声音来抗议这些暴行。

仅仅谴责那不勒斯政府的行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它们再次发生。我们必须告诉那个国家的统治者，欧洲的目光正在关注着他们；他们不能以任何代价压迫和迫害他们的子民；他们必须遵守人道主义和正义的法律，否则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相信，阁下不会认为我对这个问题过分放肆。我知道您一直是自由和正义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我相信您不会拒绝向这些不幸的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提供您强大的支持。

——威廉·格莱斯顿，1851年《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政治犯一事致首相阿伯丁伯爵》

《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德莱恩：“不久之前，前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先生的两封信毫不避讳的揭露了两西西里王国摧残、虐待政治犯的行为，这不仅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激发了全体不列颠民众的公愤。我们注意到当时陪同格莱斯顿先生一同游历那不勒斯的人员当中也包含了您，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从我二十年前认识威廉时，他就已经是这个嫉恶如仇的脾气了。他在踏足政坛之前，便一直致力于拯救国内的落难流莺，并尽最大努力希望帮助她们重回正常生活，重回主与上帝的怀抱。威廉对两西西里王国波旁政府残暴行径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他正直、正义的天性。

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全体人民的声音。两西西里王国政府的行径已经完全将自己置于了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可以用炮弹堵住国内民众的嘴，用花言巧语蒙蔽国外民众的眼睛，但是他们却不可能骗过人民的威廉。我相信，议会与政府肯定会妥善的处理好这一问题。”

——《泰晤士报》1851年3月政治时事专栏《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人民的威廉向两西西里王国的暴政发起冲击》

相较于脾气直爽、直言不讳的加里波第，马志尼的性情显然要谨慎许多。

或许是由于个人经历不同，毕竟加里波第才刚刚加入‘青年意大利’没多久，而马志尼却已经领导了两次失败的起义。

而这两次起义的失败，全都是因为内部叛徒的出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挫折经历，才让马志尼深知，虽然‘青年意大利’在法国与意大利主要城市坐拥数万名成员，但是这里面真正能够豁出命跟着他干革命的恐怕不足十分之一。

并且，不止老乡靠不住，路易·菲利普这样的外部势力更是得防一手。

虽说法国政府一直在私下里允诺马志尼会在恰当的时机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且也对意大利人在法国扎堆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不过是路易·菲利普的权宜之计罢了。

毕竟这位法兰西七月王朝的统治者，是靠着‘人民国王’的口号上位的，如果他下令驱赶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的流亡者，那他就没办法对巴黎的社会舆论交代。

路易·菲利普一方面大度容留流亡者做面子工程，另一方面又拿去年的霍乱疫情当借口加大对外国人的审查和监视力度。

所有外国人被限制居住在固定的区域之内，还要按时向大巴黎警察厅汇报近期的工作和行程，如果一旦被政治保安警察发现他们离开了政府给他们划定的活动范围，那么轻则被拘留，重则直接驱逐出境。

说到底，路易·菲利普虽然不介意给予流亡者一定的支持力度，但这位机会主义国王只会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锦上添花，而不会去做太多雪中送炭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路易·菲利普的政权同样担心这些流亡者会与巴黎的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串联，从而威胁到他的统治。

马志尼已经看破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他觉得与意大利人同病相怜的波兰人还没有识破七月王朝的真面目。

马志尼笑着拍了拍加里波第的后背：“兄弟，还记得我昨天和你说过什么吗？”

加里波第当然记得马志尼昨晚和他促膝长谈的内容，尤其是那一句——法国人如此的靠不住，难道海峡对岸的英国人就能好到哪里去吗？意大利的统一，必须要靠我们自己。

虽然英国人经常吹嘘自己帮助希腊从奥斯曼人的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认真分析便知道，虽然以拜伦为首的英国自由派势力很早就身体力行的加入了希腊独立战争，但是这群人的参与基本都是出于个人感情而不是政府的授意。

英国在1823年就承认了希腊政府，但是直到1827年才在希腊的再三请求之下派出了炸弹船狂人‘海狼’托马斯·科克兰帮助训练希腊海军。

加里波第一想到希腊，忽然又联想到了《圣乔治旗高高升起》里的剧情。

好不容易见到的原作者，他顿时起了深挖剧情的心思：“亚瑟，兄弟，我能这么叫你吗？叫你爵士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不是不尊敬你，但是在船上的时候，哪怕我是船长，我也是不喜欢让兄弟们聊天打屁的时候太过重视上下级关系的，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

加里波第愿意和亚瑟拉近距离，狡猾的二等秘书又怎么会拒绝呢？

他笑着点头道：“当然了，我其实也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实不相瞒，朱塞佩，我在当上骑士之前是养猪的。”

“养猪的？”加里波第闻言讶然道：“伙计，你不是开玩笑吧？一直待在乡下养猪在英国能当上骑士？”

“一直待在乡下养猪确实不能，所以我后来去城里养了。”亚瑟自来熟似的与加里波第碰杯。

“在城里养猪和乡下养猪有什么不同吗？”

“那当然不同了。”亚瑟抿了口酒：“我的平台大多了。”

大仲马从旁附和道：“没错，这家伙混在猪圈里，结果自己差点让猪拱死，哪怕再晚一时三刻，他这时候早已经被烤的外焦里嫩端上餐桌了。”

加里波第捏着他的八字胡琢磨道：“听起来你貌似和仲马先生一样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