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嗬~”

董伦俯下身喘了口粗气，对着青铜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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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的春天，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随着关于“吏风、世风、学风”这三风讨论的矛盾公开化，各路文坛豪杰、士林领袖，纷纷按捺不住。

有资格上《明报》的，那就公开论战，没资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诗会上口诛笔伐一番。

跟没文化的儿子不一样，最近胡季犛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犛作为安南国内独领风骚数十载的汉学宗师，大抵是跟高丽宰相郑梦周一个水平的大儒，或许放到三十年前刘基、宋濂领衔的洪武时代，或许还不算出挑，但在如今这个儒学不断发展，但大儒凋零的永乐时代，就相当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称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个“安南司马懿”，一手隐忍还是会的，跟人交谈从不锋芒毕露，更不会谈论到能引起杀身之祸的敏感话题。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关于吏风、学风的讨论，胡季犛是一个都没参加，今天曹端拉他参加金华学派掌门人汪与立的茶会，得知是只论世风，胡季犛才欣然赴约。

此前说过，金华学派乃是当今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分支之一，与叶适的永嘉学派同为浙东学派一脉，曾作为调停者主办过理学和心学之间的“鹅湖之会”，算是中立学派倾向偏心学一点，但还是以理学为主，夹杂吸收的永嘉学派实学思想，属于是什么都沾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学派，历经“仁山”、“纯孝”两位先生的埋头发育，历经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与立手里，门下人才辈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犛才敢在茶会上说话。

否则的话，要是参会的都是那些坚持程朱理学的卫道士，话不投机还算好的，最多奚落两句，被人上纲上线可就遭了。

实际上这跟明初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有关，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统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会的话语权，其主体就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而洪武建文两朝，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文臣们也大都是著名理学家，如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孺等，这些理学名臣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确立，最终形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

而程朱理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学家这里，凡事上纲上线才是正常现象。

金华学派这种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思想，反倒是少见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根据胡季犛的观察，金华学派对于现在世风的演变，也是表现出了担忧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演变提前上演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普通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市民社会兴起，文化的话语权是必然会下移至底层百姓的，包括商人、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发，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方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整合关系，并非是那种“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

这种综合思维，也是金华学派能兼收并蓄理学、心学、实学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为今日之世风，应较之前如何？”

汪与立将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声大噪了，而且是继承的周敦颐那一脉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学术界，已然是青年一辈中的领头羊。

更何况，曹端手上还兼着梳理古文今文学派脉络的工作，哪个学派不想往这种编撰整理任务的工作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价值，汪与立说话也很客气，没有对于小辈的轻视。

“世风之变，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统是从周敦颐一脉继承的，回答也没出乎茶会众人意料：“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图上立脚跟。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转化，动静变幻无穷，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滞不动。”

程朱理学的世界一元论观点是唯物的，但曹端觉悟很高，他的哲学思想是发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极的思想后，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朱熹的太极“不自会动静”一说，认为太极会自动静，认识到了太极（矛盾）对事物的能动作用。

而按照这个哲学思维的推导，那么世风有变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变，那说明太极不动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犛静坐许久，把场上情形大略窥了个明白，又待众人议论了片刻，目光转向他时方才开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骛，尝以虚词，某以为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此而已，不必惊慌，亦不必小题大做。”

“好一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汪与立抚掌大笑，他早就觉得胡季犛是个妙人，这番话很有治体论的神韵，治体论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但茶会的另一拨人却未见得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来自关中的杨氏关学门人。

关学是宋代张载创立的代表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大抵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极盛于北宋，靖康之变后不久，关陕便沦陷于金人之手，从此学术始终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若非关学杨氏几代人苦苦坚持，恐怕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杨氏一门，是如今关学的代表人物，杨天德、杨恭懿、杨寅三代人极力倡导关学精神，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学术主张，正是这三代人的努力，才让关学在元代尚未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不过关学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学者冯从吾给关学编的学术谱系，也就是《关学编》，别说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学派连个影子都没有，就算是那位被称为“容思先生”的边地戍卒之师段坚，这时候距离出生还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关学现在扛大旗的，还是杨氏的大猫小猫三两只。

可今日的关学掌门人杨敬诚，跟一百年前的祖辈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学术地位罢了，名头虽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关学真的振兴，哪轮得到曹端年纪轻轻就“声震关陕”？

说白了，真论实力比曹端都差得很远呢。

但关学是有传承的，而且现在杨氏关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崇古。

如果但从学术光谱上来看，现在的关学跟宋代的关学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倾向于姜星火那位诛十族的师爷，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论。

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朝的社会风俗是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中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

这种复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稳定的道德社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张的“去胡化”运动.从法理上讲，铁木真当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统是从大元继承的，而从情感上来讲，则要全面地恢复汉人衣冠礼乐，因此洪武朝的复古风气，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也正是洪武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不遗余力的复古运动，正是因为老朱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所以靖难之时，才有那么多为建文帝死难的忠烈之臣。

杨敬诚缓缓说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风气，大多刚毅，今人风气，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依我看来，今日之世风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犛就不好接话反驳了，但曹端并无顾忌，他这人坦诚，说话也比较直，只认道理，不认其他。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实不敢赦尔。”

祸事了，您说这太祖高皇帝这么多“祖宗之法”，别的您怎么不学呢？偏生要学大力整顿吏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定谔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