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的眼神如虎，问：“吏治，你打算如何去变？”

“都说我朝官员俸禄低，实则不然。”朱高燨缓缓说道，“可是，为何官员们总是觉得俸禄低呢？”

夏原吉捋了捋胡须，陷入了沉思：“这……”

大明官员俸禄，至少在明初，并不能直接折色为银计算。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

实际上，明朝的官俸，是以粮为本，衡量明初官员收入水平完全可以将粮食作为一个基本参考系。

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四十五贯。正从九品七十石，钞三十贯。

折钞且不计算，只计本色。

明朝一石约合114斤，汉朝一石60斤，唐朝一石为106斤，明朝正二品六部尚书官俸合汉制1530石，略高于汉朝2000石，也即州牧的收入，低于汉朝同级的2000石；明朝正七品知县年俸100石，对应汉朝200石官员收入，不算高但也绝不算不上低。

这还是和汉朝去对比，如果拿明朝官员的俸禄去和唐朝官员对比，那李唐俸禄简直就像是打发要饭的乞丐。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基层制度啊。”

朱高燨叹息道，“内外府州县及乡三里社皆立的申明亭，凡境内民人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我朝吏治，犹如申明亭一般，依靠自治来治理基层，可是没有监管的自治，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如负责民事案件与日常治安的里甲制度，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里甲制度够昏聩了吧，还有更昏聩的粮长制度！

粮长是负责当地的田粮催征、经收、解运，配合里长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劝耕、检举逃税人。

在洪武空印案后，粮长制度便已名存实亡，此后税收的发送便只能大兴摊派。

基层自治制度的缺陷，使得明朝的黄册与户籍几乎沦为了笑谈。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基层自治体制的迅速崩溃，明朝极为紧凑的基层编制，很快便无法应付日常政务工作了。

夏原吉摸了摸下巴，认可了朱高燨的话语：“确实如此，知县，掌一县之政，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一个县衙，连官带吏，方才四到六人，基层自治崩溃，地方官府无人，那么……”

“那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朱高燨将夏原吉没说完的话说了出来：“找临时工，三班六房，大明基层县衙的胥吏，全都是不受吏部管辖的临时工！县衙想要办事，就只能找临时工，以县官的俸禄如何养得起那么多人，纵然把所有的俸禄都去打点下人，也依然不够！而这些临时工的收入，除了各式各样的摊派，只能从百姓的身上去克扣！小贪养大贪，大贪养巨贪，从上到下，无一不贪，层层庇护，层层勾结，如此破损的吏治，如何维系下去？”

如果把朱高燨的话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既然打了抗生素还不能完全根除病毒，那么一开始就躺平自生自灭算了。

从下而上就是躺平，“相信群众智慧”，磨合百十年，正德和万历年间再修订下大明会典，万事大吉，法律背书了默许基层系统性贪污。

这样的体系形成之后，百姓们穷疯了，官员们贪疯了，当兵的穷疯了。

明末的辽东军即使已经实力不足三成，已经能和后金建奴打了有来有回，然而体系崩了，上面的人不给力，明军连饭都吃不饱，死了也没抚恤，这还怎么打？

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明朝不是在肃贪，而是把贪污的权力聚拢起立，由统治集团再分配！

夏原吉听的头皮发麻：“如此吏治，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已经形成了匪夷所思的制度，若是长期以往，大明必亡！”

“所以，我们需要变革。”

朱高燨眼神熠熠生辉，“变革基层吏治，则上层自然清净。”

“可是……这是要与天下为敌啊！”

夏原吉叹息道，“改制变革，谈何容易，如今大明的吏治，已经形成了跗骨顽疾，倘若变革，等于是动了所有人的点心，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殴之，将这个触碰的他们点心的人撕碎！”

变革改制，粉碎了原有的吏治利益规划，重新制定了新的利益规则。

如此一来，有两个受益人，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朝廷。

当朝的皇帝在这一朝将权力集中在了手上，皇权独大。

而朝廷则改良了原有的弊病，延续国祚，造福春秋百世。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个受害者，一个是吏治原来的受益人，一个是提出变革的人。

吏治原来的受益人在规则的变更中失去了原有的利益，而且势必会在变革中受到清洗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