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我希望您能守信用，咱们之前合同上可是有约定，改判后，您再支付五万元律师费。”王川表情严肃道。

“是，我也知道咱们合同上有约定，但是我这不是罗锅上山前（钱）紧吗！咱们能否打个商量，您退一步，我也努努力……”大光头郭理笑嘻嘻道。

王川见对方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要讲价便问道：“你想给多少？”

“一万！”大光头郭理伸出一根手指道。

王川真想一把揪过他的手指头直接剁下来，费了半天劲，给他争取到了这么多财产，才给一万，打发要饭的呢！

“一万肯定不行，这样吧我给你打个七折，你再支付三万五完事。”王川冷着脸道。

“太高了，这样吧，我也别一万，你也别三万五，咱们二万怎么样？”大光头郭理道。

“两万五，我给你打五折，这是底价了！”王川咬牙道。

大光头郭理见王川眼神不善，一笑：“好，就二万五。您帮我开张发票。我划卡给您。”

王川出去叫来了会计，大光头郭理在pos机上划了二万五千元，之后在大光头郭理的要求下双方签署了补充协议，变更了律师费总额。

大光头郭理拿着判决书离开后，王川看着他离去的方向暗骂：谈好的费用，说变就变，什么玩意啊！

一月七号周一一大早，王川五点起床，提着案卷做最早一班地铁向大兴而去，二个多小时后，王川来到了大兴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此时的劳动仲裁委尚未开门。

天冷的滴水成冰，早起的人各个捂着厚厚的大棉袄或羽绒服，行色匆匆。见不远处有早餐摊，王川捡了张桌子坐下，要了一碗馄饨两根油条吃了起来。

早上九点，当王川走进劳动仲裁庭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在整理桌上的案卷。

“你是员工的代理人，还是公司的代理人？”四十多岁的大姐抬头看向王川问道。

“您好，我是宏达公司的代理人。这是我的手续。”说着王川将授权委托书和所函、律师证复印件递了过去。

“哦，你先坐吧，申请人还没来。稍微等一会儿吧！”四十多岁的大姐说完低头继续翻看案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十多分钟后申请人仍未出现，四十多岁的大姐有点不耐烦了。

“小刘，你打下电话，问问申请人到哪了？”四十多岁的大姐皱着眉头道。

在她身旁坐着的一位小姑娘急忙答应一声出去了，王川估计她是去用劳动仲裁委的座机给申请人打电话了。

用座机打电话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可以省自己的电话费；另一个是书记员和劳动仲裁员的私人电话是保密的，不便透露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五分多钟后，小刘气呼呼的走了进来：“申请人留的是代理律师的电话，律师说他忘记开庭的时间了，现在赶不过来，不来了！让咱们该怎么裁就怎么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