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胤心里打定了主意，又与王二、王自用二人商议，他实力最强，威信最高，二人自是对其言听计从。最后三人一致决定集中兵力，先全力攻破眼前安塞营把守的三岔口，再一鼓作气拿下安塞县城。如此一来，可将安塞的钱粮夺取到手，战略主动权也就转移到了自己这方，届时进可攻，退可守，就算是再跟那杨鹤谈就抚，条件也比现在要优厚得多。

王嘉胤作为流贼的最高领导，心中却是时刻不忘招安就抚，时时与官府使者保持联系，边打边谈，不亦乐乎。王二等人却都认为这种情况再是正常不过，原因很清楚，大伙儿造反又不是为了打进北京城做皇帝，还不都是为了博取富贵吗？大家最开始起兵不过为了求一碗饱饭罢了，后来盘子大了，目标又提高到了抢钱抢粮抢娘们，折腾了这许久，大小头目个个都积攒了累累身家，主要首领更是腰缠万贯，更别提不少人都是妻妾成群了，这时候还天天提着脑袋跟官军干这不是冒傻气吗？一但自己挂了，钱财女人岂不是都成了别人的？还是想办法争取到一个较好的招安条件，带着胜利果实衣锦回乡当个富家翁才是正经事，象王嘉胤等更是已经在向官府使者提出的条件中为自己的父母争取封赐诰命了。

首领都是这般心思，下面的底层流贼就更没有坚定战心了，只是懵懵懂懂，随波逐流罢了。其实这年头老百姓文化程度低下，对官府那是相当的敬畏，就连王二这般的悍勇之徒一开始的时候都没考虑造反，而先是选择逃荒。他后来逃到山里时也还算安分，不过是自给自足，少缴了个苛捐杂税罢了，结果官府继续催逼，连最后一条活路也不给他，这才绝了指望，斩揭而起。事实证明，虽然转战经年，多次跟官军冲突，甚至打破过县城，大部分流寇仍然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们的仇恨主要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比方说你问流民张二蛋他最恨谁，他肯定会咬牙切齿地提到凶神恶煞，用鞭子抽得他鲜血淋漓，将他最后一点点口粮都征收走的李衙役，或者是强迫他用老婆**以抵偿债务的孙善人，还有大家一起痛骂的在大灾之年不但不豁免钱粮还要加征加派的狗官王县令，但他绝不会提到北京城里坐龙椅的皇帝，不会提到那些大笔一挥就决定天下田赋加派的阁老大臣，甚至连逼着王县令们严苛追比的直接责任人，那些道台知府们都不会提到，因为那些都离他太过遥远了，远到超出了他有限的认知。

流民们的斗争都具有极为现实的目的，首先是因为饥寒所迫，不得不以武力挫败官府的催科，从富家大户的粮仓里夺取活命之资，其次当然就是抢钱抢女人了，对于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娶不起亲的大批赤贫流民来说，抢到一个女人传递香火就是他们的崇高梦想，什么阶级斗争，革命理念，农民们可想不到那么多，那是什么东西，可以当饭吃么？这也就注定了流贼大部分都是吃大户的饥民，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遇利则奋勇争先，受挫则一哄而散，基本上就是个临时组合起来的武装抢劫集团，若不是人数实在太多，加上官军断粮断饷自废武功，恐怕也不会屡剿不效，糜烂数府，以至于造成如今日这般不可收拾的局面。

王自用作为前军统帅，虽然本部嫡系较少，实力不如“二王”，但流贼一向有用新加入的成员打头阵的传统，新裹挟入伙的流民多被编入前军，因此王自用名义上的部属人数竟有2万有余，却是远超其他各部了。王自用也是有谋敢决的人物，既与“二王”计议已定，当即策马回转，更无半分犹豫。回到前军之后号令大队全军压上，欲要以数量优势一举将安塞营压垮。

战前被吴为寄予厚望的铁蒺藜被事实证明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有效，流民们对付这东西那叫一个驾轻就熟，打头一批流民人手一支巨大的扫帚，三下五除二就将满地的铁蒺藜扒到道路两旁，清出一条宽阔的大路来，后面大批流民跟上，每人左手提着一个麻袋，右手拿着一个小木铲子，将扫到道路两旁的铁蒺藜铲起就往麻袋里倒，动作熟练，频率极快，一看就是惯做的了。吴为这次布下的铁蒺藜足有万枚之多，都是用质量上乘的生铁制成，全部重量不下一两千斤，对于流贼来说这是一批数目不小的战略物资了，眼下流贼大队被官军前后堵截，物资极难补充，这批生铁对其而言不啻雪中送炭，因此大小头目无不兴高采烈。吴为无意中成了送财童子，从望远镜中观察到流贼们那兴奋的表情更是郁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