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贵也是相对而言，他的实验室就花了3万多美元，再算上2万美元的现金，这次全部投入进去，也就是一两次尝试的机会，要是搞失败了，许多投入都收不回来。

这还是杨锐好运能赶上植物提取法的末班车，要是微生物培养法的话，就不用尝试了，一个好的发酵罐就能卖几万美元，一串发酵罐配下来就得几十万美元，杨锐拿到今年的分红，也不够复制一次的钱。

至于本该最先进也是成本最低的纯化学合成法，直到2014年，也没有成熟的工业生产方式，国际大型制药公司为此投入的资金数以千万美元，是个看不见的无底洞。

姚悦她们虽然开始进入实验室帮忙了，对于研发本身却没有认识。姚悦看了一会，就好奇的问：“是不是日本已经有了成果？咱们要做国产化的研究吗？”

杨锐反而奇怪：“为什么一定是日本有了成果，咱们才去抄？”

“国产化和抄是不一样的。”姚悦急了：“就是填补国内空白，为国家节省外汇……”

“那还不是抄。什么国产化的研究，是最浪费时间和资金的项目，这又不是军事装备。”杨锐心里说：我就是抄袭，也不会抄已有专利的技术，搞重复研究有什么意思。

吕芝也侧着脑袋看了实验准备，她还不太清楚杨锐准备做什么实验，问：“你们是想在日本研究的基础上做实验吗？这样比较难吧。”

在国人心里，外国研究自然是先进的，在外国基础上做研究，自然是艰难无比。

这其实也没有错误。

实验科学都是要依托实验器械来完成的，没有实验器械的实验科学就是无根之萍，也许，偶尔会有一两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出来，替代反复的机械和设备，但是，要想一辈子靠灵光一闪混日子，这种人就不应该搞实验科学，应该去唱小星星。

外国的实验室装备先进，他们能研究的范围就广。国内若是想在他们的基础上做研究，最好要有更先进的装备，至不济，也得有差不多的仪器设备才行。

这就比如守门人列文虎克，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荷兰人，当他磨出了优秀的透镜，看到了微生物的世界，即使他的文章《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观察皮肤、肉类以及蜜蜂和其他虫类的若干记录》是如此的粗糙，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在借助列文虎克的显微镜证实了论文的情况下，将之刊登在英国皇家协会刊物上。

其他人就算再聪明，唱的小星星再好听，没有一台放大倍数两三百的显微镜，他也没资格在列文虎克的基础上做研究。

现代工业的发展，令科学的门槛变高了，而非是降低了，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对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项艰辛的乃至于看不到希望的工作。

吕芝如果在大学实验室工作三四年，就一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然而，杨锐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避开日本制药公司的技术壁垒，嗯，现在还不能称之为壁垒，就是些绊脚石，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某些基础性的研究，这是做植物提取法的基础，接着，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植物提取法的技术壁垒。工作很繁重，研究人员又很少，所以，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杨锐说着，就布置起了任务。

若是欧美的大型制药公司，才不会这样做呢。他们会先使用日本制药公司的研究成果，不管它是否有技术专利，然后，在此专利基础上有了能赚钱的技术诞生以后，他们才会逆向寻找解决方案，找到了解决方案自然很好，开开心心赚钱。假如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案，那就悍然侵权，等对方起诉，就派几十只律师每天陪对方打官司，同时开心卖药。

中小型制药公司都很畏惧这种大型秃鹫。因为这种专利官司往往一打就是几年时间，几十上百人的律师团，一年或许会花掉几百上千万美元，中小型制药公司不等法庭宣判就要倒闭，只有大型制药公司才玩得起。

杨锐不是纯粹的研究者，他想通过这项技术赚钱，本身又只有超小型的生物研发团队，就必须先解决对方的技术专利，再建立自己的技术专利，然后拿着所有的专利一股脑的要价。

而这些所有的步骤和过程，都是需要实验和论文支撑的。

没有过程，就拿一个结果出来，除了那些超大型的巨无霸，任何国家的药监局都不会理睬的。制药公司亦不会好好出价。

哪怕只是一种提取法的区别，也得建立起严格的研发链条。

这对资金严重不足的杨锐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也只能安慰自己，还好现在是生物技术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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